至少已有138人在飓风“哈维”和“厄玛”带来的狂风和洪水中丧生，但飓风给给加勒比岛国和美国带来的具体损失目前还不得而知。尽管各国才刚刚开始对生活和生产遭受的损失进行评估，但保险公司估计，飓风“哈维”造成的赔付达到200-350亿美元，“艾玛”的则有300-400亿美元。
这些数字虽然庞大，但还是低估了损失。因为这只是保险公司计算出来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并没有保险，他们的损失无从计算。这些人只能依靠援助资金和慈善机构来帮助其重建生活。
但是，“归因科学”的进展意味着因气候变化而恶化的极端天气受害者资助未来可以找到新的资金来源。最近的研究着眼于如何利用科学证据来分摊气候损害的责任，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模型将“真实”世界与“反事实”世界进行对比。在“反事实”世界里，人类活动并未造成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然后，科学家们就可以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进行剥离和分析，并计算出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某个特定天气事件的概率或强度。利用这些数据，就可以将某家化石燃料企业所售产品的排放量与引起的温度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联系起来计算。
九月份《气候变化》杂志发表的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指出，1880年到2010年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有近30%可以归因于90个最大碳产生者。在这一时期，20家化石燃料企业造成的排放要对海平面上升负10%的责任。其中6%的海平面上升是由埃克森美孚、雪铁龙和英国石油这三家最大的排放者造成。
“这篇论文体现了对主要碳产生者所承担的气候变化责任的认定准确度在不断提高，气候影响可以量化、归责并最终起诉。”卡罗尔·墨菲特如是说。她是国际环境法中心主任，也是设在美国的气候责任研究所董事。
与此同时，《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九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诉讼在激励国家和企业减缓或适应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风险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该文还指出，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法院来解决降低风险的责任问题，或者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进行量化责任划分，因而归因科学可以也必将被用于气候诉讼。
这篇论文的联合作者索菲·玛尔贾纳克也是环保组织“地球客户”的气候责任律师。她说，归因科学得出的概率证据已经被普遍用在法律中。比如，可以根据病人罹患某种特定疾病的风险增加来对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判定。
气候变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法律诉讼的主题。一些案件中的气候团体和公民以气候变化政策不力的理由将政府告上法庭，但也有一些案件把矛头指向了化石燃料企业。
美国加州的三个县将世界最大的20家化石燃料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它们对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在这个案件中，原告称这些企业忽视了产品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德国莱茵集团被一位秘鲁农民告上法庭，他称自己为保护所在村镇不受冰川融解侵害付出代价，而莱茵集团对此负有部分责任。他最终并未赢得诉讼，法庭裁决称不可能将其村镇所面临的所有洪水风险都归结到一个排放者身上。
但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并非一味地鼓励环保团体采取法律行动。他们更相信法律风险可以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牛津大学地理系统科学教授迈尔斯·艾伦是《气候变化》杂志那篇论文的联合作者，他承认要对气候变化损失提起诉讼的成本高，且费时间，让化石燃料使用者对气候变化受害者进行补偿并非是最有效方式。
他说：“我并不鼓励人们进行诉讼。让私营企业对温室气体影响负责这件事本身就像是核武器，你肯定不愿意用它，但必须拥有才有威慑力。而目前，出售或使用化石燃料造成气候变化这件事完全没有法律风险。”
玛尔贾纳克解释说：“归因科学并不意味着所有化石燃料巨头都会立刻遭到起诉。”
恰恰相反，她认为地方和中央政府、公用事业机构、基础设施工程师和企业应该关注气候科学，并将其纳入决策中，以避免因归因科学而陷入官司。
环境智库E3G负责人汤姆·伯克说，利用归因科学来处罚化石燃料企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过于简单化。他说：“在这个领域诉诸法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责任链实在太长了。”他还指出，化石燃料因燃烧而造成破坏，但要对此负责的人有很多，包括依赖化石燃料的产品生产者、鼓励他们生产的政府以及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他说，一味探讨诉讼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即那些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最大的国家如何对责任最小的国家进行补偿。
但玛尔贾纳克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诉讼将会增多。她说：“法律诉讼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损失会继续积累，科学也将继续进步。我只能希望企业及时减少它们的排放，为危险的气候变化画上句号，避免未来旷日持久的诉讼。”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