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的政治生涯跨越多个地区，也应对过全球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但他对气候危机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所有事情。
“气候变化对我来说具有深刻的个人意义，”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几天后，克里在马拉喀什举行的2016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说道，他认为“不作为”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
过去三年间，这位80岁的前总统候选人、国务卿、民主党参议员一直担任美国最高气候官员，为这个职位带来了非凡的严肃性和权威。他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开展气候合作，为阻止全球变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阻止气候失控的决心十分彻底。对克里来说，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信念。” 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负责⼈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2010-2016 年任职) 告诉中外对话。
30余年间站在国内和国际气候行动前线，这位长期倡导减碳的旗手，将于今年春季卸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一职。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任命新的特使。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的消息，克里现计划帮助拜登赢回总统职位，并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这将是本十年对世界气候影响最重大的选举之一。如果特朗普当选，他将废除拜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法。
中外对话采访了包括联合国和美国前官员以及气候专家在内的十多人，谈及克里留下的气候遗产。他们把他描述为拥有 “一股自发的力量”，他对气候事业坚定不移的承诺，驱使他孜孜不倦地穿梭于世界各国决策者之间，寻求解决方案——这也是他一直难以割舍的角色。
早年经历
1943 年，约翰·福布斯·克里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他对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和气候活动家，也是富有的福布斯家族的后裔。
他接受了精英教育，先后就读于瑞士的寄宿学校、新罕布什尔州著名的圣保罗中学以及耶鲁大学。他的学习和活动日程相当密集。在2018年出版的回忆录《每一天都是多赚的（Every Day is Extra）》中，克里说到自己去航海登山，玩摔跤、橄榄球、棒球和长曲棍球。他还学会了开飞机。
克里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所捍卫的议题定义为道德问题。大学毕业后，他加入美国海军预备役，并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了四个月，期间身受重伤。他后来也成为战争的直言批评者。1971年，他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反对战争。
1970年4月22日，26岁的克里与两千万美国民众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了美国历史上首个大型地球日游行。后来，他将这次活动描述为 “一次令人大开眼界的沉浸式体验，感受到了草根行动的力量”。
1982年，他结束了作为马萨诸塞州检察官的生涯，以该州副州长的身份开启政治生涯。两年后，他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一当就是28年。
参议员生涯
克里很快成为参议院内倡导气候行动的主要声音之一。
克里对国会山内幕的理解，对他推动美国参与全球气候努力至关重要。“他总体上理解美国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利用，”白宫和国务院前气候官员皮特·奥格登（Pete Ogden）说。
1988年6月酷热难耐，美国正遭受严重干旱之苦。当时，克里坐在参议院委员会的席位上，聆听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的陈述。汉森向委员会解释，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正在使地球升温。
后来他表示被汉森提供的证据震惊了，称这是激励气候行动的“关键分界点”。这次活动深化了他的气候参与。
他真的想要深入理解细节，这在参议员当中并不常见。奈杰尔·珀维斯，前美国气候谈判代表
1992年，克里随参议院代表团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特蕾莎·海因茨（Teresa Heinz），她是亨氏集团财富的继承人，也是代表团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之一。
前美国气候特使、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珀欣（Jonathan Pershing）是时任的国务院的科学顾问，他在代表团出行前向他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克里始终积极参与，他对议题的广泛程度很感兴趣。”珀欣告诉中外对话。
“他真的想要深入理解细节，这在参议员当中并不常见。” 曾任美国气候谈判代表，现任气候顾问（Climate Advisers）组织首席执行官的奈杰尔·珀维斯（Nigel Purvis）也认可这一说法，他回忆起 199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气候谈判时与克里的对话，说道：“（克里）他真的懂行。”
国会气候之战
1990年代后期，美国遭遇了第一次重大考验，必须协调国内政治与全球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期望。1997年，各国在日本京都达成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但一项参议院决议关闭了美国批准该协议的大门，除非发展中国家也被要求控制排放。这一举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是一次打击，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经济腾飞，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该决议在两党议员的支持下获得一致通过，没有任何反对票。克里也投了赞成票。而在美国未能参与京都议定书，且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输给乔治·布什之后，克里将精力投入到通过国会重大气候立法的工作中。
2009年，当拜登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之后，克里接任其职位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美国迟迟无法采取强有力的国内气候行动，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受损。
克里最大的努力是成为碳排放限额与交易法案的主要倡导者，该法案本意是让发电厂和制造商为自己制造的污染买单。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上，中美两国都面临承诺大幅减排的压力。克里称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公开透明地监测彼此的减排情况，美国国会将通过碳减排的法案。
“克里非常努力地扮演好各种身份，确保我们能得到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气候协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负责人（2006-2010）伊沃·德布尔（Yvo de Boer）告诉中外对话。
但随着哥本哈根谈判破裂，加上参众两院持反对态度，气候法案被放弃。
全球气候条约
随着白宫把国际工作转向制定新的全球气候条约，克里在奥巴马连任后被任命为国务卿。
克里将气候变化提升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指示国务院“所有部门”关注这一问题。他支持市场，并称清洁能源的转型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机遇之一”。
“克里不是一个被条条框框约束的人，为了推进这一议程，他愿意和任何必要的人合作。”前气候官员奥格登说。
如果气候不是对话的核心，他就不会去。乔纳森·珀欣，前美国气候特使、首席谈判代表
中国是他最愿意合作的。“中国的排放量很快就会是美国的两倍，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加入到共同努力中来。”克里告诉参议院。
2014年伊始，时任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接到克里的电话，他当时想讨论美国下一个重大的气候外交举措，斯特恩告诉中外对话。
当时奥巴马即将于11月到访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斯特恩的团队就提议在会议前就中美气候协议开展工作。白宫对此表示支持，华盛顿和北京开启了为期九个月的秘密会谈，最终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015年的《巴黎协定》铺平道路。
斯特恩和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就细节进行谈判。斯特恩表示：“克里推动了整个进程。他一直在寻找下一个可以把球向前推的大事件，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国务卿，克里四处出访，在双边和多边会议上提出气候问题。“如果气候不是对话的核心，他就不会去。”珀欣说。
他是谈判会议上迄今为止最资深的外交官。在巴黎，“我多次看到约翰凌晨三点来参加谈判，这时候应该是国务卿把工作交给团队，自己去睡觉的时候了。”菲格雷斯回忆道。
克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美国签署《巴黎协定》时腿上还坐着两岁的孙女，由此可见他对该协定的投入。
严阵以待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克里发起“零次世界大战”联盟（World War Zero），致力于让气候变化提升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并且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他曾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以及耶鲁大学合作，并与海外官员举行私人会谈。
2021年1月，克里重返政坛，担任美国首位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一个高级的、量身定制的内阁职位，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占有一席之位。
面对美国跌至谷底的气候信誉，克里作为拜登“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热切地想把自己的经验利用起来，主动请缨担任这一职务，两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外对话。
拜登承诺克里将“在全球每张谈判桌上都有一席之地”，大部分时间他都做到了。
新冠疫情期间，克里仍获准四处出访，会见了印度总统莫迪等国家元首。“他真的非常专注。”前克里顾问、现供职于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艾伦·余（Alan Yu）说。
作为拜登政府最富有的成员之一，克里的生活方式受到密切关注。2021年他的家庭出售私人飞机，引发了一场对其虚伪的谴责。同年，克里清算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能源相关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票。
然而，这位气候领袖周围紧密环绕这一个团队，力求在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却获得了“孤狼”的称号，因为有时候，克里带不动整个政府因此独自前行。甚至，有时他个人的热情也让他和其他政府成员的关系复杂化。
多位消息人士告诉中外对话，克里和白宫之间关系紧张，尤其是融资方面。共和党获得众议院控制权后，拜登一直在努力争取到2024年提供承诺的114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由于无法承诺提供大规模的气候援助，克里把注意力转向动员私营部门投资推动转型。他扩大先行者联盟（First Movers Coalition），该联盟旨在通过公司预购承诺，实现重排放行业的清洁技术商业化，并且启动能源转型加速器（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or），让公司为发展中国家的煤炭转型提供融资，用于抵消排放。
克里认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减排较容易完成，又和欧盟一起引领全球甲烷减排工作。随着关于化石燃料未来的讨论逐渐升温，他押宝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苏尔坦·贾比尔（Sultan Al-Jaber），支持其主持在迪拜举行的COP28联合国气候会谈。这也是克里的信念之一，他认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解决自身造成的危机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在迪拜，各国同意为“能源系统从化石能源转型”作贡献。这是国际气候协议的第一次，但未能应100多个国家要求，明确发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信号。
克里对减排的高度关注，将此优先于支持气候前线脆弱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尽管多年来一直有反对的声音，美国还是同意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受害者设立一个损失与损害基金，帮助其从气候灾难中恢复和重建。然而，通往气候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气候活动家称，美国承诺向新基金提供的1750万美元只是杯水车薪，是“对发展中国家困境漠不关心”的表现。
克里和解振华的惺惺相惜
克里一直是美国政坛支持与中国就气候问题进行接触的主要声音，既要加强合作，也要向全球最大的排放国施压，要求其采取更具雄心的行动，尤其是在减少煤炭使用方面。
克里外交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把气候行动与中美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隔离开，而结果喜忧参半。 克里和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保持着稳固的个人联系，这种关系经历了中美关系逆风的考验，是这一战略的核心。
两人多次以“朋友”相称。COP27会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期间，解振华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种纽带可以追溯到25年前克里还是参议员的时候。
“这不仅仅是一件专业上的事情。”2021年至2022年担任克里副手的珀欣说。他回忆称，两位外交官通过翻译交流，晚宴“充满欢声笑语”。这样的幽默并不妨碍就提高彼此气候雄心的谈判是艰难的，他说。
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实践客座教授雷切尔·凯特（Rachel Kyte）认为，解振华和克里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外交的基础”。这种关系显得很突出，说明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缺乏稳健有力的气候外交”，她说。
即便是防止中美关系恶化的努力戛然而止的时候，克里和解振华仍保持非正式沟通渠道的畅通。一旦出现解冻的迹象，两人的关系意味着“发动机可以即刻启动，”斯特恩说。
过去三年间，克里和解振华于2021年11月和2023年11月两次达成气候协议，确定甲烷减排为联合工作的关键领域，并成立工作组以强化这十年的合作。
COP28召开前夕，两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度假胜地阳光之乡达成的最新协议为气候谈判的起航扬起风帆。两国现在需要在特使长期关系外开辟一条新的合作道路。
克里被任命为特使后不久，当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解振华再度出山。现在由于身体原因，他于COP28后再度卸任，特使一职由刘振民接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元玲认为，克里“在中美气候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持这种沟通渠道远远超出个人关系，对更加广泛的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她告诉中外对话。
“即便不再是克里，也会有人继承他的工作，继续做他一直以来努力的事情。”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外对话，克里并不认为自己是“退休”，而是会继续通过其他方式开展气候行动。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