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为什么是文化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具有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使我们大中华生存延续了几千年。这原本是防止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可惜两次大劫难使其几乎荡然无存。一是五四运动砸乱孔家店，虽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批判过激。二是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用“打，砸，抢”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把百年前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原因全归咎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传统道德文化缺失的危险中，人们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来解释和衡量一切，整个生产与生活的过程简化为赚钱和消费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核也统统被抛置天外。但我们抛掉的，有人却捡了起来，奇迹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儒学成了弥补和修正资本主义缺陷的东方特有工具。所以国学还是要学一点的。为了祖宗你们得学，为了未来，你们更得学。国学是你们应对未来的真正思想武器，未来复杂的世界变局不是靠敲着电脑就可以应对的。
环境问题也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起码是个思想观念问题。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多次被曲解、被教条化。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论述，提倡“唯生产力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却抛诸脑后。出于这种片面理解，我们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很少批判其过度的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问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一种叫做生态社会主义的流派，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都靠它来修正或挽救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改变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不光要改变生产关系，还要调整生产目的，即从追求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和消费，变成追求提高人类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幸福，把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成创造性的活动。与经济至上论者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要求珍惜自然资源，杜绝官僚主义的浪费；与极端环境主义者也不同，生态社会主义不赞成彻底否定工业文明或者提倡禁欲主义，而是寻求创造一种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减少浪费的新型发展模式。如此，人们才不再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欲望，才能摆脱工业文明的矛盾。这些对于中央今天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政治理论，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环境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反映了当前中国的一个侧面，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改造中国的实验。例如，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生态补偿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环境民主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开路；解决了环境文化问题，就能够重建一套充满活力的、适应中国绿色崛起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我说，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只有站在这种高度上，只有拥有这样的视野，才能够真正理解环保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才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绿色中国和怎样建设绿色中国。作为环保专业领域的青年学生，你们必须要认真严肃地从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对环保进行更深更透的新思考，你们必须要学会如何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参与社会生活。
接下来我要讲讲少年中国。小时候，我的叔叔阿姨们老跟我讲，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的事，便把希望落在你们头上，你们一定要争口气，将我们的理想完成。我那时很反感——你们欠的账，你们没有完成就往我们身上落，我们完不成再往下一代落，谁都不去做个先行者去牺牲，存在的诸多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人到中年，我又有些理解他们说的话。记得《走向共和》里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梁启超劝李鸿章挥师北上。李鸿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很多事情，不是上一代不想做，而是被很多历史条件所限制，有心而无力。环境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一代还能用“中国这么大，怎么折腾也能撑个十来年”来安慰自己，你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15年后，也就是你们40岁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今天的四倍，污染总量也将是今天的四至六倍，中国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根本无法支撑，你们可还有立锥之地？环境问题不是由你们的错误造成的，但解决它却是你们的责任。解决得不好，代价由你们来付；解决得好，光荣也由你们来领。这就是命运。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命运，也都在承接命运时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我们父母为了中国的解放赶走了帝国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启动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现代化转型的这个过程。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需要一点理想主义。什么是理想主义？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纵观历史，每一代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先不论对不对，但至少有。一二十年代的青年参加五四运动，为得是主义；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投奔延安，为得是独立；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志愿去边疆，为得是富强；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成了红卫兵，为得是继续革命；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希望出国，为得是从欧美学得强国之道。你们这一代我不是很了解，坦率地说我想跟你们像朋友一样交流，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不太好交流，我跟我儿子的交流就不成功。他崇尚个性自由，见了很多大世面也懂了很多事，但就是不懂国家、民族。我们经常吵架，见面也很少，按你们的话说我为此很郁闷。我总结了几句话，批评一下你们，不知你们能否听进去：你们这一代在一个丰富庞杂的环境中长大，但却缺乏坚定的根基；你们对未来充满过分的激情，但对于历史却往往关注较少；你们少有传统的束缚，但也缺乏成型的信仰。简而言之，理想主义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已经很罕见了，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不是一个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气候大环境的问题。
其实，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坏事，但过度的实用主义会导致集体短视，没有和时代结合起来的个人主义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不需盲从我们这一代，但你们必须有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和时代要求紧紧相连的。中国现在的时代要求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没错，我们正在崛起——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然而，我们的崛起主要依靠的是资源环境消耗、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埋藏的最大的定时炸弹。制约不光来自内部，还来自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使得“环境”和“人权”一样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和贸易的巨大因素。欧美把持的全球化秩序极其不公平：他们一方面指责我们不环保，一方面向我们转移他们的污染行业并且封锁环保技术；一方面占有最多的资源环境，一方面又设置绿色壁垒阻碍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中华民族要奋起，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讨还公道，让他们履行自己的环境承诺；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制度与技术，要勒紧裤腰带走绿色崛起道路；我们要团结周边邻国，进行区域合作，解决环境纠纷；要联合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等左翼组织向跨国集团施加压力，限制他们向中国转移污染行业……中国能在国际上作的环境工作有很多，在国内也不少。你们天天喊爱国主义，天天讲民族精神，环境领域照样可以体现你们的爱国主义。再说得微观些，中华民族环保意识的提高，便是中华民族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的提高。
总之，要干的事情很多。这是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伟大时刻，这一时刻来临时，我们已经老了，赶不上了。《老残游记》里写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人生之大悲哀也。但这种悲哀让我对你们有了更大的期许，因为真正创造历史的，永远是年轻人。梁启超主导戊戌变法时22岁，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26岁，胡适成为北大教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27岁，毛泽东在湖南发动铁路工人暴动的时候是28岁……再说个和环保相关的，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人大游行创立地球日，发起人丹尼斯·海斯当时也只有25岁！因此，我鼓励你们的激情、创造力和热血，我无条件地支持你们的努力。我们虽然比你们老，但人的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精神。我们的心没有老，我跟你们一起奋斗。我相信，在今天这个小礼堂中，如果大家都把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变成思想去奋斗的话，那么这个小礼堂将孕育着未来成功的种子。
梁启超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大家都读过。这是激励了我青年岁月的文章，我再和大家重温一次。它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前途最不确定的时代，列强讥之为日落西山的“老大帝国”。而梁启超却相信，只要中国的青年们能够慨然奋起，就能够将这个老朽的国家重新改造成青春的国家。今天的时代，同样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衰落后，中国是否能够重新崛起？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崛起？这个答案掌握在你们手中。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民主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绿色中国只能在你们这一代手中完成。我相信，一个绿色中国，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少年中国！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