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将是未来几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此巴厘会谈比WTO谈判还要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将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大影响，更涉及到各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面临的最重大的全球环境问题，也是21世纪最复杂的挑战之一。工业活动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进大气层中，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缓慢但是巨大的改变。近年来世界各地气候异常现象非常突出，如2003年发生在欧洲的热浪，2006年和2007年全球普遍出现的暖冬现象。全球变暖从来没有与我们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过，并且在正在对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从而使全球企业和普通公众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因此推动了各国政府机构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
《京都议定书》：艰难的谈判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指标。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期间，气候变化公约38个缔约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应该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5%，其中美国削减7%，欧共同体及欧盟成员国削减8%，日本和加拿大各削减6%，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则被允许维持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这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仅仅时隔一年多，按计划在2006年5月正式启动的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进程却陷入了胶着状态。这一谈判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量化的减排义务问题，这是推动保护全球气候进程的核心内容。但是因为各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迥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虽然到2007年9月已经举行了四次会议，但是谈判始终进展缓慢。目前，这项谈判还在就确定发达国家承担义务的方法、发达国家的减排潜力、减排温室气体的代价等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强硬态度开始松动
作为世界上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无疑是谈判的最大阻力。《京都议定书》已经生效将近三年，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其强硬立场，以各种借口拒绝签字。全球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但是美国现届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还是看不出有任何改弦更张的迹象。尽管他们表面上也在呼吁保护气候，例如美国政府在2007年5月宣布了美国保护气候的长期政策主张，在2007年9月又发起召开了最大的17个经济体气候变化会议，并协助澳大利亚在2007年9月的APEC会议上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气候政策和行动。但所有的这些行动，并没有改变美国不打算实施实质性减排的政策。因此，很多非政府组织说这些行动是气候变化的“政治秀”。
然而，迫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众情绪和舆论的压力，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而积极的变化：美国虽然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不承担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但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美国民主党获胜并在2007年成为国会多数党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全球气候的议案；美国加州和新泽西州已经通过立法，要求企业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美国还有一些其它州都也都采取了积极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政策和措施。美国民众减排温室气体的支持率非常高，美国2008年是总统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将不得不高举保护的旗帜，否则将可能失去大选。如果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生显著的积极的变化，必将对全球保护气候进程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欧盟：减排的急先锋
欧盟出于种种考虑，一直是推动《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力量，也是减排的急先锋。引起了国际社会从最高决策者到广大公众的各层面的高度重视，并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IPCC评估报告，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报告所选用的科学文献和科学观点，大部分都源自欧盟国家，而当今开展气候变化研究最多的也是欧盟国家。在谈判批准三个工作组报告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谈判“对决”场面，而且主要是在欧盟成员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展开。这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报告掺杂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损害了其科学性，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欧盟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和减排温室气体的决心。
欧盟2007年春季首脑会议提出了到2020年欧盟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指标。2007年3月8日至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成为首脑会议的焦点问题。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在会上一致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中的比例提高到20％。欧盟表示，不论其它国家如何做，也不论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义务谈判是否能够成功，欧盟都将坚定地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以此充分表达欧盟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欧盟还表示，如果其它发达国家能够参与类似的承诺，欧盟将考虑在2020年减排30％。欧盟还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基础上减60－80％。挪威提出到2050年，将通过国内行动和在国外购买减排量指标如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指标，把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成为一个没有排放量或者叫“碳中性”的国家。
当然，欧盟国家们的减排决定并不完全是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也蕴藏着深厚的商业动机。对拥有世界先进低碳技术的欧盟企业来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将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一只无形的将可能对全球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手”正在形成。
其他国家：进进退退的责任
世界上其他国家面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则表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在经济领域中存在多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各国对待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政策走向。
欧洲之外的发达国家们受美国影响，近几年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消极的变化。加拿大在2006年政府换届后，在参与保护全球气候的立场方面向美国靠拢，出台了一些新的对保护气候而言是倒退的政策，从一个原来积极推动保护气候的国家变为一个非常消极的国家，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尤其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批评。日本政府也在观望，在看美国是否会参与下一阶段的减排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参与，已经不象过去那么积极推动保护全球气候了。
在《京都议定书》中被豁免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近，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在京都议定书下采取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行动的呼声和期望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务的压力增大。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排放量较大且增长较快、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加入减限排行列。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媒体、公众，还是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经常讨论的都是如何能够说服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在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的各有关议题上，发达国家更是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机会，推动发展中国家承担减限排义务。
在谈判中，因为种种原因产生暂时的分歧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固然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恐怕还是要做出表率来。大国们只有积极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尽量摒弃政治上的考虑和分歧，凝聚共识，才能将减排真正付诸实践，从而妥善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危机。
吕学都博士，中国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联合国《京都议定书》CDM执行理事会委员，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