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运动要取得成功，只能进行最后一搏，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修。它对自然本质那些神秘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理解，以及诸如可持续发展和风险预防原则等毫无意义的主张都应该废除。我们现在必须另起炉灶。
安东尼·吉登斯教授在他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表达的正是这个观点。地球正在危险地变暖，提出者并不是他，关于这一点科学上的证据无可辩驳，全球灾难的威胁已经完全摆在眼前了。
吉登斯不过是敢于把这么明白的东西宣之于口而已。尽管威胁和征兆都越来越明显，但我们丝毫不要指望西方政府和公众能被动员起来，绿色乌托邦主义不管用，要他们放弃目前的生活水准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表述，把气候变化当做唯一的焦点，这样才会有效，这是一条能够发动公众的实用途径。否则，我们就真的一败涂地了。
吉登斯的观点和英国前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近来对环境论者的质疑似乎有那么一点近似，却又似是而非。劳森是一个全球变暖怀疑论者，就连科学论据也不相信。吉登斯和劳森不一样，但他确实理解劳森的想法。劳森对围绕环境争论的那些愚蠢观点十分厌烦，试图用一些更加有力的观点来替代它们。
劳森质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用那些感觉有些遥不可及的危险来动员舆论呢？如果等到科学家的观点被证实，一切都晚了。复活节岛的居民毁掉自身的生态系统就是前车之鉴。人类是短视的，现在这种短视显然成了全球性的。我们必须做出更好的应对，至少要重视一下尼格尔·劳森警报式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相矛盾的推动力量。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反对者们在知识和政治上绝对没有什么共通之处。查尔斯对于大自然永恒和自然的力量怀有保守主义者的虔诚态度。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很纯粹，这就顺理成章地让他认为王室也是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四季的存在那样无可置疑。没有谁会为了保护温莎家族而努力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查尔斯也一样。
绿色运动的另一个极端是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抗议者们。他们把气候变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罪恶的充分证明，他们认为：世界应该回归到地方政治和新的极左政治；国家应该分解，应该用地方合作企业和地方政治决策来代替资本主义；食品要吃有机的；贸易应受限制；必须大大减少航空和汽车使用，等等。
大多数人对此都无动于衷。更糟糕的是，当讲到环境、气候变化和危险的时候，许多主流环境学者并不那么坚决。按照风险预防原则，为了避免最坏的科学警告成真，我们几乎不能做任何危及气候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可持续发展，即通过能让下一代享受和我们同等生活条件的方式发展经济。
吉登斯和劳森一样认为绿色运动的思想十分混乱。我们真的就不用冒任何风险吗？对于人类冒险的本性来说，这是一个反驳。在许多时候，关于哪个是风险，风险有多大，根本就不太可能达成共识。相应的，我们应该采用比例原则，即把风险具体化为好结果和坏结果的不同比例。此外，“可持续”和“发展”也不应该被这么轻率地堆在一起。发展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概念，必然要消耗资源。中国和印度等穷国只可能不可持续地发展，它们必须烧煤。让全世界都进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把欠发达国家推进贫困的深渊，这些国家不可能同意。
最近的一部电影《愚蠢年代》揭示了目前争论的困境。电影记录了中产阶级游说集团如何成功地抵制了一个风力发电厂修建计划，他们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也很清楚必须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变暖。
实际上同样可以拍成电影的中产阶级抵制行动还有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的建设，这次他们运用了一样的绿色观点。共同的主线就是居民们不希望在自己家附近进行开发，他们用上了所有能用的理由，有时是对的，有时则是错的。
比如，第三条跑道的建设有强大的理由：对于西伦敦和萨里、汉普、巴克和牛津等郡生机勃勃的“知识经济”来说，希斯罗机场的吞吐能力至关重要。随着金融业的崩溃，这成为伦敦的经济未来所在。当然，西伦敦的几十万居民将受到更多航班的骚扰——尽管飞机的噪音变小了，但是他们利益的牺牲可以造福更多人。
气候变化不应该是一场政治游戏，不应该在它符合那些特定抗议者的利益时被玩弄，无论他们是二十国集团峰会抗议者还是“邻避”一族（Nimbys,即高喊“别在我家后院（动工）”的中产阶级人士）。国家必须想清楚自己要在2025年实现的图景，包括碳排放、能源自给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架构。它还必须“回溯”到今天，确保它所做的一切是一个更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可以逐步实现上述图景。因此，如果英国政府打算在希斯罗机场建第三条跑道，就必须在其它地方大大降低碳排放，对更加频繁的空中交通作出补偿。我们必须回归这个时尚，迅速回归。
消除针对气候变化轻视因素的最好论据并不是来自遥远未来吓人的预言，而是在能效领域进行投资，因为这省钱又有战略价值。潮汐、风力和核能不仅能减少碳排放，而且能降低英国和西方对俄国以及极端伊斯兰主义产油国的依赖。
电动和氢燃料汽车更便宜。但如果西方不带头的话，欠发达国家是不会跟随的。说服西方公众作出牺牲要比恐吓他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我们必须筹划出能够一起发挥作用的切实行动。
绿色人士和环境论者可能会对吉登斯的书进行批判。确实，环保行动正在改变着文化，但这个速度太慢了。危险也太大了，并不是左派、中产阶级抗议者、G20峰会抗议者、王室成员或者空想的保守主义者们所能应对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富于远见的规划，指明未来的目标，制订一系列可行而合理的行动，由国家执行，然后获得主流意见的支持。否则，我们的文明将面临和复活节岛一样的下场。
卫报新闻传媒有限公司2009年版权所有
首页图片由Andrew*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