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各国在哥本哈根就气候问题进行磋商时，欧盟仍旧坚称其在京都协议中所展示出来的领导地位。布鲁塞尔的这种立场是基于欧盟27国成员于去年12月一致通过的一系列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欧盟故意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的一年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其目的就是要为世界做出榜样。但是，他们距离达成减排20%的目标还有多远？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中国等国家？是否能真正在全球达成共识？这是我在我的新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书中我也试图就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毫无疑问，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证明：欧盟采用非市场工具（制订规章制度、设定减排目标等）和市场机制（排放许可交易等）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明智之举。欧盟很自豪地在它的“排放交易计划”中首次提出了跨界限额与交易体系，这是实施京都协议的主要工具。在第一阶段（自2005年至2007年），出现了一些运营失误，减排效果也微不足道。在经历了不成功的第一阶段后，这一体系在项目第二阶段（自2008年至2012年）的第一年正为降低排放产生一定程度的效果。
限额与交易体系有很多优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同碳排放税不同，它可以灵活地运用于不同领域、不同国家，或许有一天也可以在中国实施。同碳排放税类似的是，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便利的收入来源（通过拍卖碳排放配额）。但是，它也能通过排放信用交易将工业国家的资金引入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用于气候变化控制。这种方式对欧洲国家从政治上来说要容易很多。否则，他们的国会就得投票表决是否可以将碳排放税或者碳拍卖收入转移到北京。
然而，经济衰退已经抑制了排放交易计划中的碳价格。这是工业产值降低导致排污许可需求降低的必然趋势。当经济最终开始复苏，这一趋势也会随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这同时也会导致碳排放价格过低，从而使得发展替代能源和节能项目失去动力。因此，为了支持“排放交易计划”，欧盟很明智地对汽车排放做出了规定、为产品设定了能效标准、为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设立了最低目标。
欧盟也在另一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贫穷和富有的国家如何合作实施不同的减排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说，欧盟可以看做是一个小的世界，它的成员包括了世界上1/8还多的国家，其最富有和最贫穷的成员国（分别是卢森堡和保加利亚）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比美中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欧盟中的富国同意承担比贫穷国家更大的减排责任，贫穷国家主要是那些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新成员国。富国更大程度地降低排放，从而令穷国可以增加排放，为他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空间。
对哥本哈根会议我们有一个警告。欧盟的“同甘共苦”协议在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群邻国中间实施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中欧和东欧国家坚持要求从欧盟的富裕成员国中获得更多的资金，这预示着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哥本哈根进行的全球谈判也将并非易事。事实上，某个新成员国提出的条件或许将使得我们在哥本哈根将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新的欧盟成员国将被允许为他们的能源公司分阶段地参与碳排放配额的拍卖。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作为哥本哈根大议价的一部分，将只有很少的拍卖收入（除了支付给中国等国的减排信用外）可以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汇丰银行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表明，欧盟和它的成员国对同中美相比未将更多的振兴经济计划的资金注入到绿色能源项目中而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意，他们对此应负有责任。他们这种志得意满的态度或许部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欧洲的发电厂都已经陈旧，无论如何都将在今后几年内被替换掉。但是，这也许说明欧洲认为他们不像美国和中国那么迫切地需要在绿色能源方面进行投资。这在某些国家可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全面落后的英国。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欧盟对其想要发展核能这唯一具有实质规模的低碳能源的成员国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在书中，我根据潜力和效果两方面对欧盟能源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评分。我发现，效果跟潜力差距最大的正是核能方面。没有人寄希望欧盟、或者欧盟的能源机构 – 欧洲原子能协会(EURATOM)，能够就核能方面的需求在27个成员国之间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我确实认为，拥有众多缔约国、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大量资金的欧洲原子能协会应该能够为那些支持核能的国家解决废燃料处理和解除核反应堆等问题提供更多的帮助。
或许欧洲在哥本哈根所能扮演的最有用的角色，用赛马的术语来说，将是美国的“领跑者”，以确保美国能更快地行动（尽管，中国的所作所为也将对华盛顿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巨大影响）。在过去的八年中，欧盟没有起到过这样的作用，因为美国这匹马始终拒绝离开马厩。现在，随着新“骑师”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上任，美国已经开始行动了，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快。
为了提高速度，欧盟单方面承诺至2020年将排放量降低20%（在1990年的基础上），而且，如果其他国家也能够做到，欧盟就将减排幅度提高至30%。而奥巴马总统如果能让国会通过提案，到2020年将美国的排放量降低到比1990年还好的水平，那就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因此，欧洲或许会很尴尬地发现，如果其他工业大国没能做出相当于20%的减排幅度的承诺，它仍无法向这些国家施加更多的压力进行讨价还价。毕竟，如果领导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领导者就必须有追随者。
大卫·巴肯是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能源与气候变化：站在十字路口的欧洲》，大卫·巴肯著，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牛津能源研究所出版，定价：£25。欲购买请与[email protected]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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