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拖沓而复杂的谈判，从阳光灿烂的印尼巴厘岛辗转到天寒地冻的波兰波茨南，万众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终于在今天开幕了。来自所有国家的代表齐聚这里，争取达成一个协议，防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到期后的道路指明方向。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以及另外7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会议。当然，出现在会场上的绝不止他们，可以容纳15000人的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将喧腾鼎沸，整个会议将丰富得目不暇接，又混乱得一塌糊涂。与会者们心思各异：官僚和政客们将围绕协议中的题目、基准线和目标争得不可开交， 就像他们在争论200多页的谈判草案时一样；方兴未艾的低碳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们到处寻找投资的机会；市民团体则依旧竭尽全力地强调目前气候应对措施的欠 缺。会议期间，“中外对话”也将尽力有所作为，而“作为”的第一步就是解决您对哥本哈根会议可能抱有的几个关键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能达成协议吗？
会议之前的谈判遭遇了一系列政治和程序性挫折的伤害，现在看来达成一个最终协议是不可能的了。在最近的新加坡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该地区领导人们 认为哥本哈根会议能达成协议，不过是一个“两步走”形式的，许多重要细节要到2010年才能确定。丹麦首相拉斯姆森说各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也许能够达成一个政治性协议，但全面协议的谈判将推迟到一个新的期限，很可能是2010年的墨西哥城全球会议。
谁做了哪些承诺？
在气候承诺上，先进国和后进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差距的一端是挪威、日本和欧盟，它们承诺到2020年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到40%。另一端的美国则仅仅承诺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换算成1990年基准则只有3%；加拿大的态度同样消极，而该国的排放已经比京都目标多出了34%。
《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强制减排，只要采取“国内适当的减缓行动”即可，但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提出气候变化政策，个别的还制定了减排目标。中国和印度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大幅减排。中国的目标是降低40%到45%，而印度则寻求24%的下降水平。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排放似乎还是要增长的。巴西已经制定了目标：到2020年，与“一切照旧”水平相比减排36%到39%，实际上将排放回落到1994年的水平，主要方法是减少森林破坏。韩国也制定了一个类似的目标。
但是，上述政策或目标没有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会场，后进者仍有迎头赶上的希望。
解决方案是否符合科学规律？
目前的框架更多的似乎是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非对科学结论的反应。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是进行气候变化评估的权威，它建议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以下。这个目标是为了让全球气温的升高不超过工业化前期2摄氏度，以避免“对气候系统产生危险人为干预”。
但是，一份针对主要排放国的气候变化目标的分析表明，按照这些目标，到本世纪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700ppm，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荷兰环境评估机构最近指出：“若要把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发达国家整体上必须将其2020年的减排目标从6%提高到10%。”而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尽快停止排放增长，才能达到IPCC所述的目标。
哥本哈根的主题只是减排目标？
哥本哈根会议的主题不仅仅是各国的减排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协议，因为它能够创制并强化国际机制，解决仅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谈判中要讨论的跨界问 题包括：遏制森林破坏；国家间技术转让；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社会发展。围绕如何对发展中国家的行动进行衡量、报告和认证的谈判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症结。谈 判者们的争论热点还包括如何帮助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这必然要求财富从富裕国家到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转移，从而带来落实以及政治上的双重问题。
这将花费多少钱？
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行动和低碳技术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根据非营利组织Project Catalyst最近的一份报告，要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各国必须把大量资金注入发展中国家，“从2010年到2012年每年150亿到300亿欧元 （980亿到1500亿美元）；到今后十年平均每年650亿到1000亿欧元”。此外，资金的提供并不仅仅是政府到政府，如果协议要成功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就必须大力促进对低碳经济的私人投资，便利全球资本流动。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英国环境大臣希拉里·本把哥本哈根会议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但有一点必须记住，这次会议不过是一场几乎已经持续了20年的谈判的一部分。京都议定书1997年签订，但2005年才生效。 其中的关键细节，如排放交易的规则和轮廓都是京都会议后才达成的。因此，期望在哥本哈根短短两星期的会议期间解决如此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哥本哈根会议最终陷入僵局，气候谈判进程就会脱轨。一旦失去谈判势头，情况将不可收拾，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就是前车之鉴。各国拖得越久，阻止灾害性气候变化的难度就越大，代价就越高。哥本哈根或许并不是最后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我们浪费不起。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运作和发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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