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表明在中国及新兴国家外交战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
哥本哈根大会连一项原则性共识都未能全体通过。气候变化大会的目的不仅是各国政府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而是直接参与全球性的行动。大会的成果将检验联合国能 否应对全球治理这一课题。在此过程中，仍有一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尚未清晰自己的目标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哥本哈根大会的最大价值，恐怕就在于将如上命题清晰地揭示出来，而未来气候大会的成功与否，在本质上，也在于如上命题能否大致解决。
气候变化大会之后，欧美世界的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中国。英国《卫报》记者以及该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都发表了类似观点的文章，指责中国搞垮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中国国内也引起反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圣诞节随即发表所谓揭示温总理在哥本哈根60小时行程的内幕文章，进行回应。
而理解这一强烈反应，则需要回顾一年中美、中欧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因为一年以来，中国通过外交部、外交学会、人大等渠道与两大利益集团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并建立了相当的互信基础。这就使得哥本哈根如此之不顺利，显得极为反常。
在奥巴马上台初期，2009年1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亚洲协会披露了建构中美G2关系的设想。美国并没有通过《京都议定书》，而G2框架同样不以联合国为基础，而是在两国间确立标准，然后扩大到OPEC集团，再吸纳欧盟，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
希拉里访华游说中国政府，国务院成为白宫与中国建立新关系的渠道。G2的做法并没有付诸实现。但随即中美之间就环境、能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与沟通工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希望通过与美国能源合作获得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转型的支持。
美国的气候谈判特使托德·斯特恩在随即一年多次往返中美之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罕见访华，几个月后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美，期间也会见了美国议会的能源委员会代表。
在与美国进行公关的同时，中英、中欧间的外交也相当活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中国外交学会的运作下多次访华，访问贵州、宁夏等不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中国为减排做出的切实努力。根据其回国后的表态，以及米利班德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夕对中国态度的乐观预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欧盟至少在中国公布减排目标之前，对中国是赞许的。
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中，值得关注的是基础四国的合作。一年多以来，历次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印、巴、南四国谈判代表在每次谈判之后再进行内部会谈达成共 识。而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可以注意的是，基础四国集团看上去已经分裂，巴西、南非更倾向欧美，但是其核心成员中、印两国的同盟关系，似乎还没有遭到破坏。
新华社在去年12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称很多“秘密谈判”将温家宝拒之门外。其中包括17日晚餐后，由美国牵头、数国领导人参与的一个会晤，而这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12月18日上午与下午举行的大国首脑会议中，温家宝均未出席。上午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与会，中午在与奥巴马有过会谈后，下午派出的则是更低一个级别的，司局级官员、代表团副团长于庆泰。
这一做法引起外界诸多猜想和争议。新华社披露的内容为中方对闭门会议的不满提供了解释。但或者值得追问的是，假设新华社披露的细节属实，在经过长达一年与欧美两大集团沟通之后，信任基础是否真的脆弱到如此地步，无法协调？
在大会第一周的讨论中，77国加中国集团经过3晚协商达成难得的共识。这在近几年都是罕见的。维系这一共识的价值之一在于，坚守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双轨制的底线，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应关系，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形成新共识。如果以主要经济体与贫穷国家划线，则这场游戏变成了G20集团与部分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应关系，其逻辑结果就是双轨制至少要做一定的修正。
大会的结果是，77国集团与中国关系破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最受到这一划线方式影响的就是既属于G20集团，又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四国。如果主要经济体需要在减排上担负更大责任的原则被确立，那么基础四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所谓有区别的义务将不复存在。
笔者与中国代表团同班机回国。通过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笔者以为在下一届墨西哥气候大会上，依然有可能再次重建77国集团、中国以及基础四国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核心因素恐怕就是，欧美的援助承诺到底能否兑现，兑现多少。
北京大学环境外交学者张海滨在 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国际压力继续增大，发展中国家身份越来越模糊，中国认为提出的减排目标雄心勃勃，但国际 社会的反应低于中国预期。中国是排放大国、经济强国，世界对中国期待增大，责任相应要增大；第二，发达国家合流，发展中国家分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三，中国走到国际社会的前台，矛盾漩涡的中心，回旋余地减小，外交政策战略智慧面对更高的挑战。如能解决上面的问题，就意味着中国外交核心战略的调整。
说到底，笔者以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应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外交战略，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事实，中国打算付出多少成本担当区域和全球的外交责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期结束之前，很难预期应对气候变化大会有新的进展。
秦轩，《南方都市报》深度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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