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2009年华北地区遭受的冬季旱情被中国气象局认定为气候变化引致的极端天气事件。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着不断恶化的水资源短缺带来的挑战。而此次旱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次旱灾是3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中国的小麦主产区受到严重影响，受灾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据报道，大约有40%的冬小麦受到影响。受旱灾影响，全国范围内冬小麦将减产5%，而中国中东部的河南等地减产将高达20%。
鉴于此次灾情的波及范围，许多评论家都警告说，华北地区发生的由气候导致的干旱会使一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面临严重威胁。受政治因素的决定，由于中国政府迫切希望使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免受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具有高度敏感性。
尽管目前对于气候变化是否会真正威胁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还没有定论，但是，政府对于极端天气事件却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中国的军事机构和准军事机构面临着必须增强其抗灾救灾能力的巨大压力。
旱灾当前让人们意识到对军事机构和准军事机构应灾能力的不断增强的需求。中国的准军事组织人民武装警察部队（PAP）调动八省大约2400支小分队。此外，人民解放军和空军也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随着预计极端天气事件的不断增多，中国军队必将在其作战战略规划中更多地考虑灾难应急及救灾能力的建设。
然而有趣的是，目前看来，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发生。中国最新出台的《人民武装警察法》中对武警部队的救灾任务仅做了笼统的概述，相反却对其国内安保的角色做了详细的规定。与水资源相关的气候变化不仅使中国的军队面临严峻的考验，同时也使中国背负上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以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新疆省为例，为了收集喜马拉雅冰川的融水以保证水源的长期供给，当地在建的水库达59座。这一长达10年的建设项目预期未来三年每年耗资将高达2亿元人民币（折合2930万美元）。对于这个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而言，这一数字相当可观。
不同地区间水源短缺的成本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西江南部地区收集1200亿立方米水的成本为307亿元（$45亿），而在长江中部地区成本还不到140亿元（$20亿）。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在水源匮乏的华北等地修建水库和水塘来改善当地的储水能力，其难度和成本将变得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地的缺水情况将变得非常严峻。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强调的那样，气候变化是“引发动荡的导火索”。而对中国而言，这一说法尤为贴切。随着国内一些地区与水源相关的气候影响变得愈加严峻，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给中 国军队、政府部门、及国家资源带来的压力也将逐渐变得沉重。因此，政府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且，这一现象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资源安全问题的担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中国政府。2008年年中，国家官方媒体曾报道，“随着全世界日益关注粮食及水资源的安全问题，中国将采取措施确保农业用水，增加粮食产出” 。这些措施中就包括提高水价。
中国进一步表示将高度重视喜马拉雅地区的水资源供给问题。为此，曾在一个月内多次通过人工催云降雨的方式增加青藏高原的降雨量和水源供给。然而，政府关于水资源问题与安全问题最清晰的表态莫过于2008年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纲要重点强调了节水型农业的重要性。
与水资源有关的气候变化影响将使中国的制度和政策框架面临巨大的考验。对于军队的应灾能力和跨境水资源管理政策来说，这一考验尤为明显。同时对于国内的农业政策、突发事件管理及水资源管理政策而言，也是如此。
或许在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活动者的不断帮助下，中国政府将增强其在这些政策领域的观念、规划和实施等方面的能力。为了避免受到与水资源相关的气候变化的进一 步影响，中国将不得不在应对措施上投入大量的财力，其中包括防洪设施、水库、以及配水系统的建设等。当前中国众多领域的各项重点发展目标都急需大量的投 资。此时，日益增加的气候变化压力势必会导致各省与政府部门间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
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为加强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指明了道路。首先，水资源相关的安全问题为扩大和深入开展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及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一些严重的制度缺陷，如应急管理及灾害反应能力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等，均为国际技术援助和合作创造了机会。
其次，在新的气候问题范畴内开展的应对措施援助可以将重点放在解决诸如粮食安全等战略要点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就与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共同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开发可以在不同气候压力下成功生长的水稻新品种。该项目投资高达3500万美元（2.39亿元），重点是为了帮助南亚地区的农民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以较少的化肥和灌溉水投入获得更好的粮食产量。类似的模式或许可以以更加深入的联合融资的方式在中国进行试点。
最后，气候变化合作不应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生态责任，它更是一种战略手段。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通过气候谈判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纳入到“有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来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国际气候谈判会明显涉及国家安全的范畴。
当我们考虑气候变化的安全范畴问题时，需要对该利益点加以强调。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那些有可能成为气候变化焦点的地区时，这一战略方针有助于决策者采取长期系统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
北京方面逐渐将降低自身的排放看作是一项事关国家利益的举措。鉴于中国和全世界普遍面临的严峻气候变化，这一趋势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然而，搞清楚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可以为推进全球气候合作提供宝贵的见解。
将气候变化作为战略安全问题考虑有助于我们从多个层面对其影响加以理解。这些层面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波动到当地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等。此外，它还从另外的 角度为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中国及世界提供了新的思路。除非采取积极举措，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必将笼罩在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阴影之下。
斯科特・摩尔：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研究生。之前曾是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富布莱特奖学金学者。
本文之前以《气候变化、水资源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为题发表于2009年的《中国安全》（Vol.5, No.3）。本站经作者授权后予以发表。
首页图片为武警官兵帮助浇灌抗旱麦田，来自河南省舞阳县政府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