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波恩气候会谈:同舟难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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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作者:斯蒂芬·米纳斯

 
“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是约翰•肯尼迪在冷战最激烈时期为捍卫德国自由所做出的承诺。如今,“我是波恩人”这句话被用来描述过去两周的气候变化峰会;该峰会的些许成果之一是……人们熟悉了波恩。这种比较有些刻薄,但它确实发生了。
 
周五晚上,轮到最后全体大会主席、美国代表丹·瑞辛德为为期两周的峰会作闭幕发言。向前任主席致谢后,瑞辛德表示,在波恩待了三周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说“我是波恩人”了。
 
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自四月份起在曼谷召开,大会开幕以来,议程中出现更多的是和局,部分工作方案取得了进展,另一些方面则出现了僵局。尤其在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没有出现任何突破性进展,比如,《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使主要新兴经济体做出同等努力,在原目标水平上提高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因为,许多人认为,原来的目标水平仍会导致危险的气候变化。
 
两周以来的基调一直就是时强时弱的挫败感,因为协商过程曲曲折折、百转千回。
 
会议伊始,各方就因议程条款上出现分歧,使得会议受到阻碍。欧盟首席谈判代表亚瑟·鲁格-麦兹格承认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很奇怪:你邀请人们10点来参加全体会议,但是接着,会议就陷入了僵局。”
 
欧盟匈牙利轮值主席约瑟夫·菲乐谈到“我们没有时间来浪费”,同时提到,有关减排行动测量、报告及核实等方面的方针,不会凭空产生,必须在此次会议上切实制定出计划。
 
在经历数次僵局后,坦桑尼亚方面叹息道,与会代表们的专业知识“用错了地方”。
 
偶尔地,伴随这种挫败感发生的还有饥饿感。在科技咨询附属机构的议程被最终采纳后,瑞士方说:“下午1点后继续工作多少有些不常见……通常,在这个时间,我们会休会去吃午饭。”在古巴导弹危机或其它决策时刻,肯尼迪总统不太可能会讲出类似的话。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席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来说(这是她当主席的第一年),挫败感仍在继续(不仅当有记者告诉她“他有一个‘17个部分’的问题要问”的时候)。星期五,菲格雷斯明确呼吁各国要致力于“高层政治方针”以确定《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同时,她也强调,《京都议定书》下的誓约与平行公约方向间的联系也需要“高层政治关注”。但她没有说为何仍有必要提出这些看法。秘书处,和谈判代表们一样,必须等待政治层面做出的重大决定。
 
活动家们(这里是非常笼统的概念)对会议缺乏进展很失望,尤其是他们认为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也未能对此次会议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像很多人一样,来自南方中心智囊团的马丁·科尔态度比较温和,他说:“目前的情况比较悲观”,同时他也提醒说,世界有回到《京都议定书》之前阶段的危险性,那时,没有任何国家履行约束性承诺。
 
过去两周内出现的比较积极的情况,我们也不该忽视。有关工作方案纲要的讨论结果得到了各方的一致通过,因此在这个方面大会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最后一天,各方倾向于不同官方文件这一点,显示出彼此间仍缺乏信任和信心)。
 
无论人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诺言的能力有多少怀疑,其将如此多聪明且满怀热情的人们集中到一起,为一个世界的重要问题共同努力这一点,足以令人赞赏。特别要提出的是,很多年轻活动家的已致力于此工作。
 
有时,当全体会议慢慢停下来,钢琴酒吧会进行演奏,他们的钢琴演奏家引吭高歌,直到深夜(“哥们儿,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但是,更多会谈之后,临时结论也一定会是这样:即使不同国家中,“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这样的集体意愿存在,也一定莫不吱声。
 
 
斯蒂芬·米纳斯为《气候旁观者》进行“波恩会谈”的报道。Twitter @StephenMinas
 
 
翻译:金婉蓉 刘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