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作者：斯蒂芬·米纳斯
“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是约翰•肯尼迪在冷战最激烈时期为捍卫德国自由所做出的承诺。如今，“我是波恩人”这句话被用来描述过去两周的气候变化峰会；该峰会的些许成果之一是……人们熟悉了波恩。这种比较有些刻薄，但它确实发生了。
周五晚上，轮到最后全体大会主席、美国代表丹·瑞辛德为为期两周的峰会作闭幕发言。向前任主席致谢后，瑞辛德表示，在波恩待了三周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说“我是波恩人”了。
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自四月份起在曼谷召开，大会开幕以来，议程中出现更多的是和局，部分工作方案取得了进展，另一些方面则出现了僵局。尤其在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没有出现任何突破性进展，比如，《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使主要新兴经济体做出同等努力，在原目标水平上提高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因为，许多人认为，原来的目标水平仍会导致危险的气候变化。
两周以来的基调一直就是时强时弱的挫败感，因为协商过程曲曲折折、百转千回。
会议伊始，各方就因议程条款上出现分歧，使得会议受到阻碍。欧盟首席谈判代表亚瑟·鲁格-麦兹格承认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很奇怪：你邀请人们10点来参加全体会议，但是接着，会议就陷入了僵局。”
欧盟匈牙利轮值主席约瑟夫·菲乐谈到“我们没有时间来浪费”，同时提到，有关减排行动测量、报告及核实等方面的方针，不会凭空产生，必须在此次会议上切实制定出计划。
在经历数次僵局后，坦桑尼亚方面叹息道，与会代表们的专业知识“用错了地方”。
偶尔地，伴随这种挫败感发生的还有饥饿感。在科技咨询附属机构的议程被最终采纳后，瑞士方说：“下午1点后继续工作多少有些不常见……通常，在这个时间，我们会休会去吃午饭。”在古巴导弹危机或其它决策时刻，肯尼迪总统不太可能会讲出类似的话。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席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来说（这是她当主席的第一年），挫败感仍在继续（不仅当有记者告诉她“他有一个‘17个部分’的问题要问”的时候）。星期五，菲格雷斯明确呼吁各国要致力于“高层政治方针”以确定《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同时，她也强调，《京都议定书》下的誓约与平行公约方向间的联系也需要“高层政治关注”。但她没有说为何仍有必要提出这些看法。秘书处，和谈判代表们一样，必须等待政治层面做出的重大决定。
活动家们（这里是非常笼统的概念）对会议缺乏进展很失望，尤其是他们认为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也未能对此次会议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像很多人一样，来自南方中心智囊团的马丁·科尔态度比较温和，他说：“目前的情况比较悲观”，同时他也提醒说，世界有回到《京都议定书》之前阶段的危险性，那时，没有任何国家履行约束性承诺。
过去两周内出现的比较积极的情况，我们也不该忽视。有关工作方案纲要的讨论结果得到了各方的一致通过，因此在这个方面大会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最后一天，各方倾向于不同官方文件这一点,显示出彼此间仍缺乏信任和信心）。
无论人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诺言的能力有多少怀疑，其将如此多聪明且满怀热情的人们集中到一起，为一个世界的重要问题共同努力这一点，足以令人赞赏。特别要提出的是，很多年轻活动家的已致力于此工作。
有时，当全体会议慢慢停下来，钢琴酒吧会进行演奏，他们的钢琴演奏家引吭高歌，直到深夜（“哥们儿，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但是，更多会谈之后，临时结论也一定会是这样：即使不同国家中，“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这样的集体意愿存在，也一定莫不吱声。
斯蒂芬·米纳斯为《气候旁观者》进行“波恩会谈”的报道。Twitter @StephenMinas
翻译：金婉蓉 刘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