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华沙大会决议，今年年底利马COP大会有两个具体任务要完成：一是就后2020气候协议的要素（elements）案文达成一致，二是确定在新协议中的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所需提交的信息（upfront information）。
自华沙气候大会以来，INDC无疑是谈判中的最高频词汇。未来几个月的谈判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包括INDC包括哪些内容、在技术层面和国内流程方面如何准备、何时以及如何在国际层面提交和提出INDC、不同的国家贡献所需要的信息、如何进行评估（assessment）和核算(measuring/MRV)等等。
未来的走向，很可能是长期和短期目标的双轨并进。作为短期目标，国家需要提出2025或2030年的INDC，尤其是减排目标；而长期目标则是新一轮对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NET ZERO”）、以及100%可再生能源、去碳化的讨论。各种力量，包括国家、智库、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NGO等，都开始从不同侧面开展和加强对这两个目标的推进。未来谈判需要有针对这两个方向的策略和准备。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2014年下半年，全球及主要大国，又将迎来一个气候外交和气候政治活动的密集时期。
七月，北京将迎来新一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根据美国方面的信息，此次对话除了推动中美气候工作组几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外，还将有关于氢氟碳化合物（HFC）和INDC等相对政治敏感性更高、与气候谈判关联更密切的议题的讨论。
而九月联合国气候峰会，十月波恩ADP（德班平台）谈判会议（今年增加的第二场间会），以及年底利马大会，都面临各方新的期待。气候峰会期待国家领导出席，推动全球气候政治承诺力度，带动关于气候资金、减缓目标、国际合作机制（IC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initiatives），弥合2020年前在资金和减缓等方面的差距，并为后2020年后协议谈判打下基础、注入政治活力。十月波恩会议开始谈判案文磋商，而年底利马大会完成去年华沙对ADP（德班平台）安排的两个任务，为明年谈判打下基础。
除了谈判中的传统核心议题外，城市低碳韧性发展、能效和可再生能源、资金的延伸议题（包括能源投资转型、创新性投融资）等也都在酝酿当中，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如美国近期频频就“城市”（次国家subnational）的减排行动发言，似乎又将有新的动作。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以及各类城市低碳网络（如ICLEI, C40等）也在造势和形成合力。
自去年美国新一轮的气候外交发力（亦包括促成中美气候声明和联合工作组等）以来，有关G2的声音再次起来。而对自下而上模式的青睐，也让中美在谈判桌上下的表态常常有着呼应之势。而仅仅侧重中美合作，是不明智和不足够的。考虑到以下因素，在气候外交的大国关系平衡中，中国应该同欧盟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
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第一和第二期的贡献，为整个气候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这也为其持续发生影响力提供了基础。尽管国际谈判和国际关系是现实的国家利益和实力较量，但气候变化议题由于其特殊性，不可避免要有“道义”要素，加之国际机制有其本身的惯性，这些也指向欧盟及其谈判策略的持续影响。
欧盟的外交尤其是气候外交实力仍不容小觑。在德班COP大会上，从谈判集团的合纵连横，到持续的舆论引导，再到与包括媒体与NGO等在内的各种力量的互动，都充分体现了欧盟的外交实力。此外，作为气候资金较为主动的提供国，和国际多边机构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具有极大的韧性。
欧盟的低碳成就和低碳技术，使其成为中国未来的能源、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的天然盟友——不仅是2015，也不仅是2020，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转型。在发达国家当中，欧盟通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以及低碳技术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展和领先的优势。
气候谈判正变得复杂，中国压力不降反升，因此需要在大国间进行平衡，也需要通过创造战略回旋空间提供攻守的可能性。而欧盟基于其体量和角色，是这一平衡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