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领导人成功举行了第六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像过去几年一样，能源和经济合作依然是此次由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领导的战略对话的一个重点议题。
双边会谈已成为中美讨论气候合作的重要平台，使两国可以跳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既定模式开展行动。中美官员在多边场合讨论气候问题时，往往会选择相反的立场；但是这样的双边会谈不再有对立的两个群体，他们一改过去的常规做法，坐下来进行讨论。
即使双边讨论中遇到多边辩论中争执的问题，也不会影响双方的气候会谈，最终还是会取得具体的成果。
上周的对话就是如此。2014年7月刚刚结束的双边对话在气候领域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计划在行动序列中增加几个新项目，包括一项森林方面的行动倡议；继续推进工作，并针对已有的五项倡议中的两项启动技术示范项目；就各自2020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计划交流有关信息。
工作组是两国去年设置的新平台，目的是推动五个领域的双边项目：机动车减排，智能电网，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工业和交通能效，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2013年对话的最大成果就是在这些项目上达成了协议。现在，一年过去了，推动这些领域合作的实施计划已经到位，智能电网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存储的联合示范项目也正在筹备当中。
工作组的每一步进展都来之不易，因为这些项目都需要跨部门协调。工作组由美国国务院气候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和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谢振华领导，但是他们不可能独立实施这些项目。比如，智能电网方面的合作需要两国其他部门的能源技术专家参与。这使工作组成为加强双方能力建设的重要工具。美国国家环保局、国务院和中国发改委、环保部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网络一旦搭建完成，更多的项目就可以提上日程。
与工作组方面的成果不同的是，中美双方并未就2020年后减排计划信息交流的具体进展发布详细的官方声明。交流结束后，美国气候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说，两国“尚未进展到交换具体数字的阶段”。尽管双方在信息交流领域并未取得重大进展，但是，长期来看，这些对话有助于中美领导人弄清楚两国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在多边层面上共同推动一些重要事项。
世界各国气候倡导者都拭目以待，等待着中美领导人宣布他们将为2015年12月举行的UNFCCC气候谈判做出怎样的承诺。有两个议题最为重要：第一是减排目标，即两国愿付出多大努力来超越过去的减排计划。第二是如何区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减排责任。
中国希望继续保留《京都议定书》设立的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减排责任界限。这一规定将国家分为贫富两组，只有富裕国家需要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目前，中国还在贫穷国家之列，中国想方设法保留这一标准，避免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麻烦，逃避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控制气候变化中应尽的义务。与中国态度相反，美国更希望中国承担其与发展水平相符的责任。美国反对沿用过去的标准，将中国与苏丹这样真正的穷国归为一类。
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且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全球气候新协议谈判的前夕。
尽管谈判者们还在就原则问题进行争论，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可以证明如果各国搁置争议进行合作所能取得的成就。
这就是双边会谈影响深远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务实的双边行动倡议，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中美双方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中美双方通过战略和经济对话发现两国的共同点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变。
翻译：郭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