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进程过半，中国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进度远远不及预期。
来自国家发改委去年年底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率先披露了这一问题，而国家统计局于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两项指标与目标间的差距已如鸿沟。 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是，在剩下的两年时间里，中国是否还能如期实现“十四五”设定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目标？
能源强度是生产单位GDP所需的能量。
该指标表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能源强度越高，说明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
目标实现几无可能
2023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时指出，单位GDP能源消耗（即能源强度）降低和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强度）降低两项指标进度滞后预期。
“十四五”的时间跨度为2021年到2025年，在2021年3月颁布的《纲要》中，对20项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做出了明确的约束性规定。其中，能源强度到2025年时需比2020年降低13.5%，碳强度降低则需达到18%。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能耗强度平均每年需要同比下降2.8%，而碳排放强度则需年均同比下降3.9%。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年能源强度比2022年下降了0.5%，碳强度则与上年持平。
回溯此前的《统计公报》，对话地球梳理了2021年和2022年这两项指标的同比变化情况：2021年，能源强度同比下降2.7%，碳强度同比下降3.8%；2022年，能源强度同比下降0.1%，碳强度同比下降0.8%。
尽管在郑栅洁所做的汇报中没有给出关于这两项指标进度的具体数据，但根据过去三年《统计公报》公开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截至2023年，能源强度仅比2020年下降了3.3%，碳强度仅比2020年下降了4.6%。也即，如果想要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能源强度需要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在2023年的基础上下降10.5%，而碳强度则需要下降14%。
“在两年的时间里让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下降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十四五’完不成规划目标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富强对对话地球表示。
根据刚刚发布的2024《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中央政府制定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仅为2.5%，“十四五”结束时该指标如期实现已无可能。
“前期欠账太多，想要一下回到目标轨道上，也有困难，所以今年定的目标是2.5%。只能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快争取回到原有的实现目标的轨道上。”杨富强说。
症结：保供压力下，能效提升放缓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大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两项指标下降进度不甚理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经济增速放缓，而能源需求仍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单位GDP的能耗便增加了；二是煤炭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0%，近年煤炭消费的增长带动了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增加。
2023年统计公报显示，过去一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了5.7%，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比上年增长了5.2%。这打破了中国多年来经济增速高于能源消费增速的局面。
“尽管之前疫情使得国内的服务业受到较大的影响，GDP的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基本的能源需求特别是和民生相关的能源需求还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使得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不甚理想。”周大地对第一财经表示。
与此同时，煤炭消费量增幅连续第二年超过GDP增幅。对话地球梳理历年的统计公报后发现，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是在二十年前统计公报里刚开始出现能源消费量统计数据的时候：2003年到2005年，煤炭消费量连续三年增速高于GDP增速。
彼时，中国刚加入世贸不久，经济正处于起飞的状态，各行各业对能源需求旺盛，刺激煤炭价格疯涨，“煤老板”也在这一时期风头无两。
然而，与二十年前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煤炭消费却逆势增长，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我们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GDP增长不快。按照国外的经验，当GDP增长处于下降阶段的时候，能源消费增长也是随之下降的。我们现在能源消费增长反而高过GDP增长，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提升能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杨富强说。
根据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的分析，去年新增的煤炭消费绝大部门来自电力部门：电煤消费增量占到全国煤耗增量的八成以上，同比增加约1亿吨标准煤。
在杨富强看来，近两年煤炭消费的“异常”与政府过于重视能源保供而忽视提升能效密不可分：“过去三年，东北限电、四川旱情以及俄乌冲突造成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让国家把能源保供放在首位。疫情之后，为了加快生产的恢复，也需要保障能源供应能够跟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电价管制这么多年没有放开，而煤炭又很廉价，因此利用了大量的电煤来发电。”
廉价的电力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用电变得“没有节制”。“能源价格被管制的很低，而且又保供，那么节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低了，对企业和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驱动力来做节能这件事。”杨富强说。
不过，他也指出由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都是约束性指标，没有达到必定会引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后续肯定会进行调查整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强调要“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加快重点领域节能节水改造”，同时“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
“碳达峰”有望提前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今年的统计公报在给出能源强度降幅之前，加上了限定语“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这样的变化透露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如果在统计能源消费总量时包括可再生能源，那么实际的能源强度将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更高，这解释了2023年统计公报中，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速高于GDP增速而能源强度却下降的“矛盾”；二是随着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已无法忽视，中国正在从此前的“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进行区分统计，将为可再生能源增长提供更多空间。
尽管2023年煤炭消费量仍占到中国能源总消费量的55.3%，但这一数字正在逐年下降。随着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装机量在过去5年的爆发式增长，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也从2019年的23.3%上升到了2023年的26.4%，这样的势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
而且由于过去两年煤炭生产和消费增长“异常得快”，在杨富强看来“碳达峰”甚至可能会提前到来。他指出，中央政策并没有放弃控制煤炭，而是提出要“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过去两年的煤电热潮，实际上已经提前透支了电力保供带来的增长空间。“今后新增的煤电装机量会有很明显的下降，未来2-3年，中国大概率会实现2030前碳达峰的目标。”他说，“而且我们现在制定的能源消费量计划已经足够保证经济的增长，除了个别高耗能的产业，比如煤化工、石油化工还在增长，其他大多数高耗能的产业都已经达到产量的顶峰。”
但是他同时提醒，由于“碳达峰”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数量指标，因此如果不采取更加严格的控煤措施、进行电力市场改革、加强能源市场的供需管理，实际的峰值可能会比较高，持续时间也可能比较长，为下一阶段实现“碳中和”带来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