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信号表明：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经济体，正在加速减少对煤炭的依赖。2013年6月，奥巴马在其《总统气候行动计划》（The 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中表示，美国将叫停对海外新建燃煤电厂项目给与官方资金援助。7月，世界银行（WB）和欧洲投资银行（EIB）也表示将停止为燃煤发电项目提供融资。近日，中国也表达决心降低煤炭消耗来推展空气污染治理。
然而，各国减煤的动机条件并不尽相同。美国的“去煤化”运动得力于其国内蕴藏丰富的页岩气带动一波能源革命，自然而然地对煤炭及煤电产业形成挤出效应。而中国的“去煤化”更多是行业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核心在于尽早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
中国煤炭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目前已经步入产能过剩和行业重组的阶段。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速放缓、国家对于高能耗和高排放行业的结构调整、以及长期以来针对能源体系的高效和清洁转型，使煤炭需求的增长进一步放缓。
全球经济疲软和“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体系重构效应是另外两个重要原因。最终，随着全国治理大气污染行动的开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首提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部分相对乐观的政府智库甚至力谏政府在2015年实现煤炭消费达到总量峰值。
面向这些目标，中国寄希望于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煤改气”）。在9月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及对煤制天然气的鼓励。
然而中国在“去煤化”的历程上，对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所能起到的作用应当保持审慎，尤其应当长远考虑其政治经济影响。
煤改气的风险
把电厂等主要排放源迁出重点污染控制地区，移到大气环境容量尚有富裕的欠发达地区，也仅是权宜之计。虽然新电厂的建设伴随着技术和能效的改善，但仍然会使得相应西北地区蒙受环境压力，加剧其本身已经趋紧的水资源和水环境形势。一旦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红线得以突破，将可能使得中国西北的生态屏障发生崩溃。
换言之，短期转移污染的措施在长期看来可能得不偿失。比如北京在奥运期间治理大气污染所开展的阶段性攻坚措施，其环境成效在当前严重的区域性灰霾污染前已经丧失殆尽。包括首钢等在内的高耗能高排污企业的搬迁，在本质上并没有减少区域的污染排放水平，短期内对环境容量需求的改善很快就被迅速增长的污染源所湮没。
“煤改气”虽然可能使得中国重点地区的能源体系在短期内更加清洁，但应当正视中国并非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资源大国的这一现实。如若为了实现能源体系的清洁化，在整个华北地区推动燃煤热电的燃气改造，如此大范围和高强度地以天然气为重点进行燃料替代，气源保障将越发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掣肘。尽管中国已和俄罗斯签订一项天然气重要协议，但之前其它签订国曾遭受俄乌斗气使气源中断的池鱼之殃，需引以为鉴。
为免依赖国外气源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后果，中国至少要准备好相应的应急预案。当前，中国致力于与俄罗斯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与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也希望进一步升级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区性战略，如何处理好中国势力深入前苏联国家且影响逐渐加大后的地区国际关系，是中国加大北西两大能源战略通道建设中抹不开的战略议题。
此外，煤改电、外调电等措施也无助于京津冀地区降低其自身的碳强度。京沪深广等中国一线城市以及中国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果不能引领中国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实现低碳转型，气候变化所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
从中国能源体系的结构入手，无疑是找到了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核心。但在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逐步实现“去煤化”是一场极具智慧的历史考验，同时也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在技术和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当下提高优质化石能源比重的措施，应当定位于中短时期和局部范围，为可再生能源在中长期最终取代化石能源争取时间和空间。推动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上网、输配和利用等关键环节问题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中长期应当更为强调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和电力体系中的战略作用，并加快确立可再生能源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