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备受瞩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2017年中国将淘汰和搁置5000万千瓦以上煤电装机。
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每年3月初全体开会讨论中国各项大政方针，而国务院总理在这个全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陈述又是这一盛会的重头戏。此前中国从未将煤电行业的去产能任务以量化形式写进这份关键文件，可见煤电行业去产能已成为中国2017年经济改革的焦点之一。
目前看来改革的动作不可谓不大。加上过去半年内能源局已经叫停的近1.2亿千瓦的待建和在建煤电装机，受去产能政策影响的中国煤电产能将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中国现在煤电装机的六分之一，或者英国全国煤电装机体量的10倍。
政府对煤电的层层进逼也意味着投资煤电面临着极大不确定性。牛津大学2月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算上国内外的各种限制因素，中国煤电厂的投资者在最糟糕的状况下可能会亏损30860 亿元 (4490 亿美元)到72010 亿元 (1047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5年GDP的4.1%到9.5%。
煤电成资本“大坑”
这份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统计了中国排名前50的煤电厂（合计拥有全国89%的煤电装机）的现役装机量、在建量和计划装机量，并计算出所有这些机组在5到20年时间内全部关停会造成的“资产搁浅”损失。
这显然是中国煤电厂所能面临的极端状况。全球煤电厂平均寿命为35年，而报告统计的中国电厂平均寿命还不到10年，它们未必熬不到20年后。但在煤电产能已然过剩、未来电力需求增长放缓、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全球温升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煤电资产也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套牢和亏损风险。
对于这份报告的统计数据，一些国内专家表示了不同意见。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告诉中外对话，十三五期间（2016-2020）中国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在11亿千瓦以内，低于报告所提的近18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
对于规划中的煤电装机数据，袁表示，牛津报告所用的5.63亿千瓦数据来源为国外的数据库，比国内业界的统计要多。“国内业界认为可能要建的煤电产能，最多也就是3.5亿，2亿已经允许建的，1.5亿是可能会批下来的。”他说，原因是一些发电企业可能做了规划但没有走完批复手续，所以在国内统计中并未纳入。
即便如此，煤电行业面临的资产搁浅风险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不是第一份计算中国煤电投资风险的报告，碳追踪项目（Carbon Tracker） 2016年的一份报告就曾预测产能过剩会导致中国近5000亿美元煤电资产搁浅。
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告诉中外对话，由于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较快，他们研究认为中国十三五期间9.6亿千瓦的煤电装机就够用了。十三五之后，即使能源需求少量增长，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加上煤电机组的运行小时数可以上调，也不必增添煤电规模。2016年中国煤电机组年平均运行小时数只有4165小时——正常的运行时间应该在5000-5500小时之间。
如何止损
袁家海告诉中外对话，“现在95%的煤电资产都是国有资产，这就注定了国家不可能不管。”煤电在中国被国有资本垄断，煤电行业一旦出现全行业亏损，其代价最终都将转嫁到纳税人。
可见，国家主导的去产能运动不仅与煤电资产的命运息息相关，还关系着社会稳定。
杨富强认为，取消已审批项目和停止在建项目可以及时止损；同时，中国现在每年要关停并替代总计600万千瓦的小煤电厂，如果关停已经收回成本的老旧电厂，则既可以给新电厂腾出空间，也减少行业损失。
在政府收紧煤电的政策环境下，企业自身也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先知先觉的企业其实已经行动起来了。”袁家海说。他和一些企业交流，发现个别煤电投资企业如国投电力已经在处理手中的煤电资产，中国五大电力集团对新增电力资产的投资意愿也大大降低，并且加速退出一些老旧或不良的电力资产。
但国企市场属性较弱，目前大幅退出煤电的动力还不足。中国正在进行电力系统改革，就是要打破从前按计划发电和统一定价的形式，把电力生产和售卖都交给市场。这个过程，对一直受益于按计划发电、发电越多收益越多的煤电是不小的挑战。
袁家海认为，如果电力市场改革之后明确煤电价格要下降，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新增资产的量，减少搁浅风险。
同时他还指出，十三五电力规划也给煤电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出路，如推广热电联产以增加集中供暖规模，和对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以给风能和太阳能调峰等，这些措施可以让约2.19亿千瓦煤电在新的能源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杨富强则建议煤电企业现在就逐步退出，他认为不论是电改、灵活性改造还是降低碳排放的需求，都增加了煤电继续发展的成本，让煤电的日子更加艰难。
并且，从长远趋势来看，留给煤电的空间也不多。“到2050年，煤的消费大概占到（中国全部能源消费的）16-17%，即便八九成会用于发电，装机容量最多也是五六亿千瓦。”杨富强说。
袁家海和杨富强都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补贴电价给煤电企业一些缓冲。但杨富强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不防：亏损煤电企业可能不严格执行脱硫脱硝等环保措施来减少成本。
牛津大学能源研究所的大卫·罗宾森和李鑫也认为补偿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关于关闭煤电的国际经验报告中建议：“为了鼓励尽早关闭燃煤发电或者在相对新的和高效的电厂进行碳排放捕捉的改造，中国可能需要考虑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