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没有哪一种原材料像棕榈油这样无处不在，却又如此不为人知。
它是土地单产最高的植物油，占全世界食用油产量的约35%，据说，超市中一半的商品中都有它的存在，从包装食品到洗护用品、化妆品。它还被用作燃料。过去的十多年来，美国和欧洲为了减少本国碳排放，一度大力推广源自植物油的生物柴油，导致对棕榈油这种便宜的原料的需求直线上升。新老需求叠加，造成主产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森林被加速砍伐，给油棕种植园让路。
被毁的森林中，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特别高的储碳能力的泥炭地森林，其储碳能力可达到一般雨林的20倍。当树木被砍伐，泥炭地被排干，大量碳被从中释放，导致源自印尼泥炭地的碳排放连续多年超过整个加利福尼亚，让原本为了减排的生物燃料政策适得其反。2015年起，林木清伐引发的林火也开始失控，并成为一年一度的事件。森林的毁灭还导致包括红毛猩猩等在内的大量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威胁其生存与种群延续。此外，棕榈油产业链还存在土地掠夺、童工、强迫劳动等多种社会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欧洲在去年决定在不晚于2030年逐步放弃使用源于棕榈油的生物柴油，这将大幅减少对棕榈油的进口。与此同时，欧美市场对经过可持续认证的棕榈油的占比也都在上升，可持续棕榈油认证通过第三方监督至少部分阻止有害环境和社会的生产行为。
而对任何一种大宗商品环境可持续问题的探究，都不能遗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棕榈油也不例外。
举足轻重的市场
虽然没有强制掺混棕榈油衍生生物柴油的政策，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和第三大消费国。中国棕榈油完全依赖进口，上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100多万吨，2000年进口量开始起飞，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8年中国进口量约680万吨。据致力于全球环境信息披露的非营利组织CDP中国项目对海关总署数据的收集整理，2019年中国棕榈油进口量达到了849万吨，这相当于近年全世界每年5000万吨左右进口总量的17%。
这种激增被普遍解读为中美贸易战促使中国用棕榈油替代美国大豆，但是，常驻新加坡、长期关注棕榈油议题的政治经济学者许幼玲（Khor Yu Leng）告诉中外对话：贸易战因素被夸大了，根本的原因一来是非洲猪瘟大幅减少了中国市场对豆粕（一种主要的猪饲料）这种大豆油副产品的需求，导致国内大豆油产量下降。二来，相对化石柴油低廉的价格，推高了将棕榈油作为燃料用于渔船和农机等设备的需求。两个因素共同造成中国市场对棕榈油的需求强劲增长。
长期来看，中国对棕榈油的需求将持续增长，疫情前有预测认为年增速将保持在10%。而随着放弃棕榈生物柴油的政策大幅减少了欧洲市场对棕榈油的需求，同时印度与马来西亚的一场贸易战也影响了印度市场，中国市场对两大出产国而言变得尤为重要。
近两年来，中国对东南亚棕榈油衍生生物柴油的进口量正在增加。2018年中国棕榈甲酯（一种生物柴油）的进口量增长了将近50倍，达到75万吨。在去年，中国取消了棕榈油的进口配额，这被认为部分是为了在国内使用毛棕榈油（初榨棕榈油）生产更多棕榈生物柴油，在当时国际石油价格仍然较高的情况下替代化石柴油。据CDP中国项目从海关总署收集的数据，中国去年毛棕榈油的进口量从之前的每年几百吨跃升至近5万吨。
规模的巨大，可持续供应链规则的缺失，在这个气候危机降临、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时代，让中国棕榈油供应链的可持续性问题备受关注。
漫长的“初期”
但是，相比议题的迫切性，中国在可持续棕榈油上的进展却十分滞后。
关于中国可持续棕榈油推广的现状，长期从事减少棕榈油毁林相关工作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高级顾问金钟浩如此评价道：“工作启动很早，却迄今仍处在相当初期的阶段”。他对“初期”的定义是，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在内的主要利益相关方还没有建立共识，连“要不要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遑论谁来做，怎么做。
在中国，这项工作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绿色和平中国大陆办公室从2006年开始持续披露油棕种植在东南亚造成的毁林问题，并向联合利华、金光、肯德基、雀巢、宝洁等棕榈油价值链上的跨国企业施压，要求它们停止从事或资助油棕毁林。
但是，至今棕榈油可持续性在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公共话题，鲜有媒体报道。这被认为与产地遥远和中国公众缺乏环保意识有关。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棕榈油实在是太隐形了。尽管棕榈油在中国人食用植物油消费中的占比高达百分之十几，但人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在消费棕榈油。在零售市场上，面向家庭的小包装食用油产品中常见的有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单品油，而棕榈油却几乎永远不作为单品出现，而只是“调和油”中的一种成分。唯有在商业食用油市场，棕榈油才被作为单品销售，以吸引看重其经济性和油炸、烘焙中良好起酥效果的买家。在食品加工业，方便面、膨化食品、糖果、饼干、冰淇凌虽然都普遍使用棕榈油，但在包装上却通常被写作“植物油”，这被认为是为了避免棕榈油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名声引发消费者的疑虑。
这种种因素，都让大多数中国人对棕榈油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关心它的可持续性问题。
这个议题上多年来最大的进展，或许是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体系“可持续棕榈油圆桌”（RSPO）在2013年进入中国大陆并工作至今，在发展会员、推进RSPO供应链认证的同时，在从消费者，到企业，再到政府的多个层次开展可持续棕榈油倡导。
RSPO的认证标准要求企业确保其棕榈油生产、销售或使用能够保护和巩固生态系统和环境，尊重人权、惠及社区。这份标准持续更新，2018年通过的最新版禁止了一切形式的毁林。目前，RSPO在全世界有4700多个会员，颁发各类认证证书9000多份，经它认证的棕榈油占世界棕榈油总产量约19%。
截至4月底，RSPO在中国大陆已有149个会员，向87个会员颁发了103份认证证书。但是，据RSPO的统计，目前中国大陆认证棕榈油占棕榈油进口总量的不足2%，离它之前设定的在2020年实现10%的认证目标仍有不小距离。相比之下，欧洲目前的RSPO认证率达到80%～90%，并追求在2020年达成100%。
认证数量不足有多重原因。许幼玲认为这与中国绝大多数的棕榈油进口由益海嘉里、中粮、春金等少数大型贸易商控制，而绝大多数国内企业只参与岸上交易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16家进口商控制着中国进口总量的89%，其中5家控制了53%。进口部门高度集中。就这些大型贸易商而言，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已经在买卖大量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但在中国市场它们却还没开始这么做。而国内买家由于只参与岸上交易，使它们难以追溯自己的供应链。
RSPO中国副代表万坚告诉中外对话，正是因此，虽然RSPO的最终目标是推广经过认证的棕榈油，但是对于中国市场，他们鼓励企业加入一种叫做“证书交易”（Book&Claim）的模式。这种模式允许制造商、零售商等下游企业在不实质性购买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情况下，通过向上游经认证的种植商、压榨商和小农购买信用值（credits），换得可在自己产品上使用RSPO信用值logo。这相当于鼓励下游企业先通过捐款来支持可持续棕榈油的发展，以这种形式先“上船”，然后梳理和改造自己的供应链，逐步增加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采购量。
认证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认证油料会有少许溢价，高低不一且缺乏统计，各种说法从3%到30%不等。考虑到消费者对棕榈油的低普遍认知度，在无法确认消费者愿意为溢价买单的情况下，企业普遍逡巡不前。它们常常抱怨，通往认证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消费者意识不足”。
让大企业先动
但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逻辑也受到了挑战。
2019年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北京组织了一场有中国和印尼政府官员、企业、学界、NGO参加的关于可持续棕榈油的对话，会议纪要显示，有专家把这种借口称作“无稽之谈”，认为在中国消费品市场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下，跨国消费品制造商不仅能够，也应该把这种对可持续棕榈油的市场需求创造出来，正如它们在很多别的领域已经做的那样，而不是坐等消费者把问题提出来。在UNDP在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和印尼可持续棕榈油价值链的报告也指出，贸易环节的市场集中，以及少数企业在零售业的相对主导地位，都为中国可持续棕榈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要消费者支持，也得先有东西啊。”谈及这个话题金钟浩说道。他告诉中外对话，WWF对于在中国推动可持续棕榈油有着清晰的路线图——先谋求与贸易、消费品制造业和零售业的领军企业达成共识，让它们先动起来，然后寻求银行的绿色金融、政府采购和集团采购的支持，同时争取一部分意识领先的消费者的支持。“必须有人先摸着石头过河”，他说。
为了撬动一部分大企业的行动，2018年7月，WWF联合RSPO，以及当时仍隶属于商务部、会员包括油脂油料相关企业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CFNA）共同发起了“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初始成员包括AAK中国、嘉吉中国、汇丰银行、欧莱雅、玛氏等跨国企业，由它们作为可持续棕榈油议题上的先行者向行业发出倡议。但金钟浩认为，这些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仍需中国领军企业的承诺与行动。
其中一大领军者是央企中粮。它是中国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商，占2018年进口总量的11%，虽然握有多份RSPO供应链认证证书，但是其认证棕榈油的采购比重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去年6月，中粮旗下合资公司、“福临门”品牌食用油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中粮东海“根据客户的需求” 制定了《可持续棕榈油政策》；11月，中粮集团农粮业务的唯一海外统一采购、调配、投资和发展平台中粮国际也发布了它的《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政策》。两份政策都覆盖了两家公司的整个供应链。
金钟浩说，两家企业出台采购政策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行动进展。他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公开承诺，并披露进展，将有利于政府出台引导全行业建立可持续供应链的政策，让更多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企业做出承诺并披露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是认证之外的另一条通往可持续之路。2013年底，控制着世界45%棕榈油贸易的丰益国际（Wilmar，益海嘉里母公司）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策”（简称“NDPE政策”），这是在当时RSPO不彻底禁止毁林，同时国际公民社会又持续施压的背景下做出的承诺，随后为众多棕榈油价值链企业效仿。但是，有了政策之后，如何保证供应链路径的可追溯，又该采用何种评估体系来衡量是否实现了可持续目标，依然有大量的学问，如何有效监督以确保政策的执行，也依然是摆在公民社会面前的课题。
CDP中国项目主任张译戈告诉中外对话，今年沪深股票交易所有望出台“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信息”（简称“ESG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这也有助于推动企业重视自身棕榈油供应链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问题，而棕榈油一直是ESG投资中环境部分的关注焦点。CDP中国项目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棕榈油价值链毁林风险的报告发现，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尚未意识到不可持续棕榈油对它们经营构成的风险，这包括失去海外订单。
政府的角色
当然，政府的角色也至关重要。但是，正如上述UNDP报告所说，中国“迄今为止，尚不存在支持可持续棕榈油的明确且有力的政策信号。”
对此，报告对中国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向企业发出清晰的鼓励实现绿色全球价值链的信号，与生产国共同开展可持续棕榈油良好实践试点项目，以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为框架向生产国提供资金与技术，以及以政府采购、关税来鼓励可持续棕榈油贸易，并引导企业采购可持续棕榈油。
不过，还是有一个积极信号在近期浮现。5月底，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将获得RSPO等国际可持续认证的绿色大宗农产品贸易列入，这意味着可持续棕榈油贸易将获得更大的国内外金融支持。
来自东南亚的许幼玲向中外对话强调了政府间合作的重要性。她说，RSPO这样由大企业主导的认证体系对小农依然不够包容（尽管它也在作出努力）。它的一种可能结果是仅仅创造新的市场分层，而非带来真正的变革。而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各自的国家认证体系——ISPO和MSPO——则是旨在包容所有生产者。所以，如果中国能把这两个认证体系认可为“绿色”，同时与生产国政府合作建立最佳实践示范项目，甚至是以省与省结对的形式提供技术援助，那么就会有利于整个棕榈油部门走向可持续。
许幼玲告诉中外对话，在印尼，小农占据40%的油棕种植面积，相比企业，他们的单产更低、成本更高，高昂的认证费用也往往将他们排除在外。她设想，如果未来中国唯一的棕榈油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会有一个来自小农的可持续棕榈油期货产品上市，那或许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扶持效果。
可持续棕榈油，是中国如何实现绿色全球供应链这个更大命题的缩影。关于这个大命题的现状，金钟浩认为还处于研究摸索阶段，提起绿色供应链，一些人的第一反应仍然是“会不会制造绿色贸易壁垒？”如果部分领军企业先行，会有利于政府找到关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答案，并制定有利于中国乃至全球利益的政策。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态度转变就是一个先例。
金钟浩认为，阻止毁林恰恰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既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绿色一带一路”的战略，也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承诺。这么看问题，就不会被“绿色壁垒”的顾虑束缚手脚。
“这既是系统破坏的时候，也是系统重组的时候。这是一个积极思考的时候。”——被问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及其经济、政治余波会如何影响中国关于绿色全球供应链的讨论，金钟浩这么回答。
中外对话棕榈油研究员乔西·W·菲利普斯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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