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3月05日，广东汕头当地居民余文霖在南澳岛附近，用航拍设备拍摄到了一群中华白海豚，其中一头白海豚的背上驮着一只死亡的江豚。
在拍下这一幕之后，余文霖将这段视频作为公民科学数据分享给了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智渔”），科研人员把这段特别的行为数据纳入了数据库，并用他的姓名首字母 YWL 命名了这头白海豚。
这个公民科学数据公益计划叫“爱海豚”（iDOLPHIN），旨在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通过众包保育的方式，解决白海豚保护中的种群数量歧视和数据壁垒的问题。
据推测，全球目前现存中华白海豚6000头左右。中国是最主要的分布区，种群数量大约为4000 – 5000头，主要分布在8个地理区域，其中珠江口水域数量最多，超过2000头，而粤东汕头沿海的种群仅剩13头。
因数量稀少，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它是海豚科中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易危级”。
原农业部（2018年改建为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年）》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进一步了解我国中华白海豚种群的数量、分布、季节性变化、栖息时间、活动范围、行为学特征等种群生态状况；同时建立中华白海豚个体身份照片档案”。
爱海豚公益创新计划的发起人、智渔科学总监郑锐强博士认为，利用数据可视化工具，从整体上掌握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生态信息，是政府决策和公众参与的基础。”小种群即使注定灭绝，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他们”。
运用AI技术建立海豚名片
识别背鳍是统计白海豚物种情况和数量的关键。过去，科学家们出海拍摄照片后，需要人工将照片中海豚背鳍部分抠出来，再与数据库里的背鳍做对比，通过肉眼来进行个体识别。这不仅对专业性有很高的要求，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工作量。
科研人员虽然熟悉白海豚，但是很难长期驻扎在项目地、每日都出海监测白海豚种群动态，而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在海上作业的渔民离白海豚们的物理距离更近、与白海豚的接触会更频繁。作为一个更大的群体，人群的覆盖面也会更广。如果有更多物种社区的人参与其中，会让物种监测数据更加完整，从而帮助科研人员进行分析研究，为制定更有效的保护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因此，郑锐强团队利用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对中华白海豚进行识别，制作海豚名片，并研发了iDOLPHIN 中华白海豚个体识别微信小程序。iDOLPHIN小程序所嵌含的 AI 工具能够快速地做数据处理，在小程序应用上，每个人都能够上传自己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从上传照片、处理照片，到反馈结果，整个过程仅需要10秒，且单张中华白海豚图片识别准确率达到93%以上。
2021年，该小程序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COP15）的”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截至目前，iDOLPHIN已经积累了34816张白海豚背鳍照片数量，累计识别白海豚个体2688头，而且已经有5个种群的数据可视化，涵盖了三个小种群（三娘湾、厦金海域、粤东汕头）和两个大种群（珠江口、雷州湾）。
数据是关键
除了利用众包保护关注小种群以外，爱海豚公益计划的另一个目标是打破数据壁垒。在郑锐强看来，中华白海豚的保护数据存在种群检测方法不统一，区域之间数据不联通、物种公共数据不透明等问题。例如在做数量调查时，一些研究者使用照片识别，另外一些会做样线调查，不同调研方法所得出来的数据相差甚远。
样线调查指的是在某一片海域中，调查员沿着划定的路线(即样线)行驶，根据沿线记录观察到的海豚数目、调查船与海豚的最短距离等数据，从而估测该海域的海豚密度和数量。
去年，有专家曾声称，在科研机构、官方和民间三方合力下，北部湾海域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已由2004年的不足百头，增加到逾2022年的300头，并且年龄结构合理，可繁殖群体约占70%。
郑锐强和其研究团队看到报道后认为这个数据不合理，通过照片识别调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该种群的海豚规模从2015年的156头下降至2019年的102头。郑锐强认为，数据是决策的基础，不准确、不透明的数据会误导政府的保护决策，降低保护效率，造成保护行动不匹配而错过了最佳的保护时机。
为了打破数据壁垒，协助政府和研究机构更好的进行保护研究，郑锐强也正在和其他研究机构进行”数据合作”。但他表示，这样的合作并不轻松。他以为物种数据应该是公共数据，但一些关键数据却被当成了某些研究者和团体的”私有财产”，很少面向公众开放。
“如果是公共财政和公益计划所支持的数据，那么数据就应该最大程度地向社会开源，毕竟目前的版权保护以及数据保护措施很容易实现。”，郑锐强说。
小种群的困境
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及其栖息地，中国设立了7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厦门和珠江口这两个国家级保护区 ，以及江门、汕头、湛江、潮州、饶平等1个省级和4个市县级的自然保护区。
港珠澳大桥于 2009 年开工建设时，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珠江口的白海豚。例如，施工队修建人工鱼礁，让虾和小鱼繁衍生息，为海豚提供了更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4月至8月是白海豚繁殖高峰期，施工队不得进行大规模挖掘工作。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曾对媒体表示，虽然中华白海豚作为一个物种在IUCN红色名录被评估为”易危”而非”濒危”，但如果对单个种群的濒危程度进行独立评估，那么部分种群早已处于濒危甚至极度濒危的境地。
这跟中华白海豚的生活习性有关。这种近岸海洋生物主要栖息在较大江河入海口咸淡水交界的浅海区域，少数情况下会进入江河。它属于定居性动物，会群居的方式固定在一片海域生活。
历史上，中华白海豚在中国海域曾经有连续分布的较大种群，但由于东南沿海围填海面积不断加大，海洋海岸工程的数量和强度日益增加，其栖息地萎缩和严重破碎化，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那些生活在三娘湾、厦金海域和汕头海域的中华白海豚被郑锐强称为”小种群”。
由于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严重碎片化及各隔离种群数量持续减少，厦门、汕头和珠海的小种群间没有发现任何个体交流的证据。如果种群成员数量稀少，在缺乏对外交流的情况下小种群可能面临更大的灭绝风险。
珠江口的中华白海豚，数量正以每年2.5%的速率减少，而汕头小种群在过去10年减少了38%，三娘湾小种群过去5年减少了35%。
在郑锐强看来，汕头海域这13头海豚的最终消失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该种群里一头母海豚曾生育了一头小白海豚”福星”，然而这头小海豚不到一周就夭折了。近10 年来，包括”福星”在内的共计3头新生个体无一幸免。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种群下降到这个数量，等待他们的只有一种命运——种群灭绝。
郑锐强
如果汕头的这13只白海豚我们保护不了，那下一个消失的是不是就是厦门那50头？再下一个是钦州的100头，最后就轮到珠江口的最大种群？
“我们经常说物以稀为贵，但在物种保护中并不全是如此”，他提出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常见的”数量歧视”问题。物种的种群数量越少，对应的保育投入越少，研究者的兴趣就会变淡，社会关注度不够，对应的保护措施就会缺乏，保护措施的缺乏会让整个种群或物种的灭绝风险变得更高，进一步种群数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从事小种群保护工作的这些年里，郑锐强发现，不同保护主体对物种的认知仍停留在整体数量上，缺乏对各个种群的灭绝风险的关注，尤其小种群。郑锐强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小种群注定会灭绝，那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他们呢？”他总反问道，”如果汕头的这13只白海豚我们保护不了，那下一个消失的是不是就是厦门的那50头？再下一个是钦州的100头，最后是不是就会轮到珠江口的最大种群（大湾区种群）？”
研究这些小种群为什么会灭绝，从保护行动中汲取经验，尤其是提供数据透明和众包保护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大种群，和其他灭绝风险还不那么高的物种，制定更加合适的保护政策和行动。
从传播的角度说，小种群的保护行动也能丰富目前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单一”成功”叙事，推动更多人来关心中华白海豚。”每个人都希望听到种群恢复的成功故事，而面对种群灭绝，我们更需要一种社会勇气 “。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近岸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反映了一个地区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郑锐强表示，”白海豚生生不息，我们才能年年有余”，为保护小种群中华白海豚作出的努力也是在改善这些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及社区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