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桑俄，因为爱鸟、观鸟、
那是在2008年5月的西宁，青海省林业厅国际合作处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青海果洛、玉树、海西、海北等州县的十几位乡村保护带头人正在进行一次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训。身穿绛红色喇嘛服的居·扎西桑俄本来就很显眼，而这么有趣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强烈地吸引了我。
我喜欢鸟，近年来一直徜徉在中国西部观鸟、拍鸟。这次与会，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一个NGO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我的任务是发现有意思的保护带头人，并发掘他们的保护故事。
很快，我就把目标“锁定”到了扎西桑俄身上。实际上，比完成“任务”还让人欣喜的是，扎西的兴趣竟然和我惊人地一致。而且，他还多一项——喜欢画鸟。随后几天，在青海湖环湖考察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拍摄，一起辨识和讨论所见到的每一只鸟。
按照和扎西的约定，4个月后，我和同事吕宾从成都出发，开车走了两天高原山路，直奔扎西的家乡——年保玉则山下蝴蝶状湖泊边上的那个牧场。
这个湖泊在众多旅行手册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妖女湖。但是，很显然，站在湖边迎接我们的扎西并不认可它：“这个湖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几年旅游局把很多湖泊的名字都改了。以前，我们叫她俄措尕玛。她是圣湖，湖里有很多水鸟，赤麻鸭、黑颈鹤，还有各种鸥。小时候，我瞒着大人偷偷去湖里玩，大人知道了会很不高兴。因为湖水很神圣，用手碰湖水都是不对的。”
这次，我和吕宾事先准备了详细的文案，计划以年保玉则区域为背景，拍摄一个关于扎西桑俄的短小纪录片：《鸟语者》。就这样，扎西面对我们的镜头，开始了娓娓的讲述。
扎西说：“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
13岁时，扎西离开了鄂木措尕玛边上的家园，被送进了40公里外的白玉寺。久治的白玉寺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大寺的子寺，坐落在狭长的谷地达尔塘中，清冽的俄科河在寺前逶迤流转。因为离开了家，离开了湖，离开了那些鸟，扎西并不开心。他说：“我晚上经常梦到它们。”
藏族人的学业很多都是在寺院成就的。扎西也不例外。教导扎西的上师喜欢历史，但他不喜欢学历史，所以扎西觉得自己“学得不太好”——当然，这只是他自谦的说法。14年后，扎西便考取了格西学位，成了“深通佛学经典”的堪布。
14年的求学期间，扎西桑俄对鸟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还记得第一次远离家乡到查理寺时的“新发现”。白玉寺海拔大约3600米，属于牧区；查理寺的海拔低了500米，有了森林。“这里的鸟跟家乡的鸟完全不一样。”扎西说，“以前，我还以为白玉寺的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鸟。直到19岁到了查理寺才知道，原来鸟类会有这么多！各个地方会有这么不同！我开始想要看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鸟。”
渐渐地，扎西爱鸟的名声流传开来，当地长者说他可能是“麻雀转世的”，大家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观鸟喇嘛”。在白玉寺周围差不多50公里范围内，人们看到了受伤的鸟儿，会想到送给扎西救治。有的朋友想见他了，就带话来：“发现了好看的鸟儿。”等扎西兴冲冲地奔去，朋友又会逗他：“刚刚飞走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收集”鸟的故事，所以，总有人主动来找他，想讲故事给他听，还要他请客。为此，扎西不得不制定了一个专门的标准：“从来没听过的好故事，我就请吃饭；一般故事，请喝饮料；听过的故事，我就说，不能请了，不能请了”
扎西第一次遇到画画的人，是在1985年。那年白玉寺重建，从阿坝请来了两个画家。画家需要人打下手，寺里便派了20多个小喇嘛，15岁的扎西就在其中。画家可能觉得他太小了，让他从磨石头、做颜料开始。于是，差不多整整一个月里，扎西早晚跟着上师读书，白天就去帮画家磨石头。
一天，两个画家终于大功告成了，送给扎西等小帮手每人一根毛笔作为答谢。扎西拿到毛笔依然不肯走。画家问：“你还想要点什么？”
扎西只是在心里回答：“想要画画。”
扎西很感激阿坝的画家。他们不仅仅赠送了毛笔，还教会了扎西做颜料。白玉寺里面有一个老僧人会做纸，他又教会了扎西做纸。渐渐地万事俱备，到17岁，扎西终于开始在纸上画鸟了。他记得自己画的第一只鸟是俄措尕玛湖里的赤麻鸭(黄鸭)，不过那时候画得不是很像。
扎西说：“我觉得，要做事情，‘喜欢’是最重要的。基本上藏区我观察过的393种鸟，我全部画过4次。17岁时画过第一次，但那时画得太夸张了，黄色的地方很黄，红的地方就特别红，就像动画片一样。第二次在四川那边画的，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第三次画鸟是2001年在西藏林芝。那时扎西已经拥有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遇到鸟儿就赶紧录下来自己观察到的特点：嘴巴是什么颜色，翅膀什么颜色，肚子什么颜色，飞起来是什么样子晚上回到驻地一边听录音一边画，第二天再拿着自己的画去跟鸟实际对比，把需要修改的细节再录下来，回去再改。
喜欢旅行的扎西，每年去拉萨都会住同一个旅馆：吉日旅馆。2003年夏天，他在吉日旅馆看到一个女孩正在看一本很美、很美的关于鸟类的书。扎西开始想办法接近她。
她就是深圳观鸟协会的董江天，她在网络上有一个更有号召力的名字：麦茬。
这次邂逅对于扎西而言，意义重大。他给麦茬展示了自己厚厚的观鸟笔记和自己的绘画。这个热心的女孩受到了感染，并立刻意识到，扎西需要帮助——他绘制的鸟儿，画风很纯朴，用色很大胆，但是比例有问题。
回到深圳之后，麦茬立刻给扎西邮寄了一大批关于鸟类、观鸟等专业知识的图书、BBC生态影片，还寄来了单、双筒望远镜。
2005年夏天，麦茬赶到了白玉寺，陪着扎西观鸟。扎西也因此知道了自己熟悉的鸟儿们在书上的名字。“他的高兴完全溢于言表，他发现自己不孤单，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都喜欢鸟！”麦茬回忆说。
在麦茬等“鸟友”的帮助下，扎西的观鸟装备越来越齐全了。到2006年，扎西甚至在姐姐的资助下，得到了一台准专业的照相机。对照观鸟时所拍摄的照片，他又发现自己以前画的鸟“神态不像”了。
于是，他第四次给藏区的鸟儿一一画像。“我曾经在雪地里用脚画过一只像这个院子这么大的鸟，我就知道了画画是靠心的。”扎西总结道。因为从来没有师傅教过扎西画画，扎西觉得自己的画不是国画，不是水彩，也不是唐卡，他还打了个比喻：“只是‘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一点。”
高僧说：这座神山跟我一起变老了
2005年夏天，麦茬和扎西在白玉寺周围观鸟。一个傍晚，一种麻雀大小、貌不惊人的小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扎西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异样，而麦茬看到它鲜红栗色的背部和红褐色的眼珠时忽然激动起来。
那是一只藏鹀！藏鹀(Emberiza koslowi)在藏语里叫SIXU，直译过来就是天珠鸟、天珠雀。大概它头部羽毛的纹理很像藏族人青睐的天珠。这种雀形目鹀科鹀属的鸟儿属于中国特有，而且分布区域极其狭窄，以至于可以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查到它的名字。在这之前，在整个中国观鸟界，关于藏鹀的记录寥寥无几。而这一天，他们不仅仅看到了两只藏鹀成鸟，还发现了一只幼鸟。
麦茬深谙藏鹀的价值。回到深圳之后，她帮助扎西向香港观鸟会申请了一笔小额基金，用于藏鹀的调查和保护。这次跨年度的摸底调查为2007年向世界自然基金会濒危动物小额基金申请项目奠定了基础。
扎西认真地进行了保护试验。他发动白玉寺的僧众，尝试了多种保护办法。譬如，猪獾是藏鹀的天敌，经常偷吃鸟蛋。他们就在藏鹀的巢穴周围放几件人穿过的衣服，猪獾怕人，可以吓跑它。但是，过几天衣服上人的味道散掉，猪獾就不怕了。几番尝试之后，他们开始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蹲点驻守。在藏鹀的窝附近搭个帐篷，15个人轮番值守了46天。最终，在他们蹲点儿那儿总算保住了一窝，并成功繁育出5只幼鸟。40多天后，小藏鹀长成，在9月份飞走了。
通过调查，扎西手绘了一幅比《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里的相关图目准确、详尽得多的藏鹀分布图。他发现，藏鹀的稀有与它们的习性息息相关：这种小鸟筑巢于地，以至于繁殖期间危机四伏。
扎西（右）与喇嘛朋友一起观察藏鹀巢穴（摄影/ 耿栋）
2008年，扎西又得到了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欧盟的一笔小额保护经费。有了经费之后，他将调查出来的藏鹀分布集中区域——阿木龙沟5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藏鹀保护区，并向山谷里的牧民支付一定的补偿，说服他们在藏鹀的繁殖季节让出草场。最后，达成协议的3 户牧民带着100多头牛羊，在藏鹀的繁殖期实行放牧避让，为藏鹀哺育后代留出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扎西还在这个保护区立起来一个很大的宣传牌。“牌子立起来了，好多当地人说，哦，原来藏鹀就是这个小鸟儿啊。好好好，我们知道了，以后可以一起来保护。”扎西感到了宣传的力量。
因为与许多NGO组织的接触，扎西桑俄的视野更加开阔了。这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人口压力的增加、旅游资源的开发，对家乡的草场退化、生态变迁，扎西再也不能视而不见。而且，他意识到，爱鸟、护鸟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于是，2007年，扎西创办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协会刚成立的时候，白玉乡有一个98岁的高僧，托人送了一张照片过来，照片上写着他的名字。高僧还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出生在年保玉则山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山是什么样子。白雪、冰川、湖泊、各种花草、各种动物真的很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可是这座神山跟我一样变老了，现在的模样让我很难过。我这一辈子快要结束了，我下辈子还是会做人，我先来给下辈子报名。”
扎西立刻回信给他，许下了承诺：“协会会长的职位留给你，你以后(下辈子)一定要来。”现在，扎西的协会已经有15个工作人员，大多身份和他一样，就是白玉寺的喇嘛；还有63个协会会员为牧民和农民。这个原住民组成的协会除了保护藏鹀，还开始监测年保玉则的雪山、湖泊变化。
而我那次因为拍摄《鸟语者》，与扎西相处半月之久，最难忘的还是扎西趴在地上，对着一窝小藏鹀倾诉衷肠的场景。扎西的语调，就像面对自己的老友：“藏鹀啊，我跟你说句话。你以后做窝的时候不能做在地下，应该做在有刺的树干上。要不然的话，猪獾啊，黄鼠狼啊，都要吃你的蛋，所以你就只能那么少，我们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你听明白了没有！”
佛说：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2009年7月，扎西桑俄带着藏鹀的科学论文集来到北京，参加了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并应邀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吕植教授主持的“中国的保护实践”专题报告会上，向与会的中外学者讲述自己观察、研究、保护藏鹀的经历和经验。
吕教授是这样介绍他的：“他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他的动力源自对自然的热爱，并且付诸行动，让藏鹀这个珍稀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填补了当前科学研究的空白他让我们看到了民间保护的巨大力量。”
然后，身穿绛红色僧服的扎西桑俄站到了讲台上。他羞涩的笑容、蹩脚的汉语、诚挚的语调和扎实的内容，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后不久，许多中外媒体都报道了这位“观鸟喇嘛”的故事。
而我陪着扎西去了一趟北京植物园。看到许多树干上缠着的塑料胶带，扎西很奇怪。我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蝉等昆虫幼虫爬到树上危害树木。扎西又看到了诱虫灯，接着奇怪。我解释了其防止害虫的功能。扎西越听越迷惑。
8月，在青海湖“乡村之眼——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牧民影像培训会上，我再次见到了扎西桑俄。“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源于藏语“松芭喇纳唐吉嘎”，含义是“所有生命都希望鲜活地活着”。就此主题发表意见时，扎西谈到了北京植物园。“那里的植物不是真的植物，而是塑料。人和虫子的区别有很多，但对于大自然来说，生命都是一样的。”简而言之，他就是反对以人的利益为基准，来区分益虫、害虫，来决定哪些生物应该受保护。
其实，扎西桑俄的故事让我深深着迷的，正是他的所作所为背后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我还记得在扎西家里，发现他家的墙壁上有红嘴山鸦的出入通道。扎西告诉我，那是建房子的时候父亲专门留出来的。从小他就听着这样的民谚长大：“人悲伤的话是一年的事，鸟类痛苦的话一生都会痛苦。”对于普通的红嘴山鸦，果洛藏族也有说法：“伤害一只红嘴山鸦，就会死一头牦牛。”
扎西在白玉寺的上师，也灌输给他类似的思想。如果剩了热水不想喝，他从来不直接往草地上倒，而是高高地往天上抛出去。他教导扎西：“这样，等水再落地就凉了，不会烫到虫子。”扎西从白玉寺“毕业”的时候，上师还叮嘱过他：“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了。不过我对你还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永远不能做坏事，还有一个是不能欺负动物。你再怎么欺负人，也只能欺负一点点。可是动物跟人差得很远，你欺负动物它是没有办法的。”
参加这次“乡村之眼”培训的牧民多有自发的保护行为。来自刚察县三角城种羊场辖区那仁社区的学员加悟才让，简直就是另一个扎西桑俄。他自幼就喜爱格萨尔王的马倌——神鸟黑颈鹤。从2005年开始，他认真记录每年迁徙到那仁湿地里的黑颈鹤数量，并一直坚持至今。
在西藏森格南宗神山脚下的贡觉县东巴村，还有一位叫做仁青桑珠的藏族人，好多年前就开始带领村民种树，绿化、保护他们的神山在青藏高原上，确实不乏类似的人物和故事。
在国外，宗教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也不乏实例。写此文时，我刚读到一则关于印度古村落布什诺的故事。这个村落形成于15世纪。一场严重的干旱后，村民杰布瑟瓦尔得到启示：这是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于是他设立了29条黄金信条：不许砍树、不许杀害动物其追随者被称为“布什诺”。1730年，一支皇室驼队浩荡而至。原来皇宫正在修葺，布什诺村庄周围粗壮的耶里树正是他们垂涎的原料。没想到，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3个孩子的母亲阿莫德芙，竟死死抱住树干，高喊着“一颗砍下的脑袋不及一棵砍断的树值钱”，誓死捍树。后来，又有362个村民效仿她，在同一天被砍掉了头颅。皇室王公终于被感动，下令停止屠杀，并以布什诺人的村庄为核心，建立起保护区。
在“乡村之眼”培训会上，扎西桑俄提出，在藏区应有三种主要的保护方式：一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如藏传佛教中“众生平等”、“神山圣湖”的观念；二是尊重信仰；第三，才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并设立保护法律、法规。我记得世界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深入藏区调查后曾说过：“地球上每一寸土地都需要保护，(我希望)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山圣湖’。”我想，他那么说是因为，藏文化深处的某种观念正好切合了当今世界环保NGO一致的理想和追求：让我们更加敬畏自然。
耿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媒体顾问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第4期
首页图片为扎西在家中画鸟。（摄影/耿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