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研究所（TNI）：“绿色瓜分”指的是什么？
梅丽莎·里奇（ML）：我认为第一个使用这一词汇的是《卫报》记者约翰·维达，但你所能见到的所有出售生态系统的行为都包括在内。
绿色瓜分的形式多种多样。首先，它化身为各种计划，比如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提出的“一英亩认养”计划，即你每捐献50美元，就可获得热带稀树大草原的保护证书。其次，它还体现为生态旅游，比如危地马拉的自然保护机构将军方、保护机构和生态旅游公司拉到一块，创建了一个“玛雅主题度假胜地”。
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必须“出售自然来保护它”。支持者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修复别处的损伤来保护森林、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抵制污染。在今年6月里约20+峰会前夕，对自然市场化的强调成为主导口号之一。人们认为，如果我们找对绿色投资的路子，就能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而且这种投资的部分基础就是自然商品化。
然而，就像我们在最新一期的《农民研究杂志》上的各种个案研究中所总结的那样，这一理念在实际中常常变成了“绿色瓜分”，即从以前的托管人手中把资源夺过来。如果将其放在更大的土地争夺背景中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绿色”凭证来让土地侵占合法化，而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粮食或燃料，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生物燃料。
绿色瓜分并不一定要彻底剥夺当前物主的所有权，但必然改变资源获取和利用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这实际上与剥夺所有权也差不多。
我们在特刊里用“绿色瓜分”一词，为的是对一些案例进行检验。在这些案例中，保护机构成了土地交易的核心驱动者，无论这些机构使用的名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碳隔离、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生态补偿还是什么别的。
TNI：能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具体情况吗?
ML：我们的特刊《绿色瓜分：对自然的新侵占？》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关于森林碳的，即“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REDD and REDD+），这一行动旨在保护现有的森林，建立新的树木种植园来进行固碳。但在实践中，这有时却意味着限制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权，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凯拉·蒂恩哈拉举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数年前一家英国公司在利比里亚谈判，想要收购40万公顷的所谓处女林地。但实际上这块土地一直被人们用作农业休耕地和其他社会和环境用途。况且这桩土地交易对当地社区没有任何益处。最终，由于环保活动者抢占先机、表明其有害无益，这桩交易最终流产，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交易最终都达成了。
与此类似，戴安娜·奥吉达的文章揭开了泰罗纳国家公园的黑幕。这座公园位于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沿岸地区，这里的生态旅游开发背后交织着犯罪、排斥，几十年来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居民被强行赶走。一些准军事集团利用暴力和威胁手段将公园地区“清理”干净，为游客的活动开路，在他们的帮助下，公园的多个部分被私有化，交给一家当地的旅游公司经营。
在所有案例中，你都能看到新的市场运作方式完全无视当地环境、土地、管理和农业的具体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甚至连环境本身的行为也不总是像“绿色”市场所期待的那样，比如与棕榈种植园相伴而来的超级杂草和传染病。
TNI：是什么驱动了新的绿色瓜分？
ML：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概念。这一现象其实是臭名昭著的殖民和新殖民主义行为的变种，只不过挂了个环境的名头罢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保护计划中的农民常常被视为环境的破坏者，被贬为资源托管者。但其中也有一些新的因素。
首先是新行为体及联盟的异常多样化，包括养老基金、风险资本家、GIS服务供应商、军方、NGO以及饥渴的消费者。在这个“绿色”事务也已走上世界的中心舞台、成为一大产业的时代，他们蜂拥而至。
这也是科学技术与企图将环境破坏量化、将碳商品化、将生物燃料可持续化的政治之间的新对立的结果。在经济和环境的危机感催化下，产生了一种用最高的效率从自然中攫取最多收获的思维。
这还常常导致森林或普通耕地等公共资产转入私人手中，这些行为背后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鼓励，而这些国家的政策更看重的是投资，而非为穷人提供安全和生计的保障。
这也伴随着一个日益增强的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趋势，即原本处于金融圈之外的生活方面都被卷进圈内。这一趋势催生了“绿色”商品市场，其中充满了投机、虚拟商品和幕后交易。
因此，如今一些森林的价值已经不仅在于风景的美或者对社区生计的重要性，而是多种多样，比如其碳存储潜力、阳光吸收量、土壤和水的生物燃料生产潜力、树木作为碳汇的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作为全球保护融资、物种补偿以及旅游收入的来源。
TNI：就在不久前，赋予自然经济价值似乎还是最进步的理念呢。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ML：你说的没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那些经常被忽略以及不可见的资源进行正确估价，还是环境经济学的尖端课题。我认为问题出在这几个因素上：
首先，和所有市场一样，“绿色”市场也是建立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以及同业联盟的基础之上的，也有赢家和输家，就像全球市场的当地效益一样，尽管总是被承诺，却极少被实现。绿色市场也是如此。
其次，这些与自然相关的市场的互动已经超越资源范畴，把手伸到了相关的进程中，比如生态系统作用（比如碳吸收能力），而这是绝对不应该被货币化的。
从逻辑上来说，给生态系统定价似乎有助于其保护；“绿色”市场的建立初衷确实如此，但一段时间过后，“绿色”就被资产吞噬掉了。同样，只要自然资产的市场存在，自然资产就也会被剥夺。
再次，这些进程伴随着所谓“修补经济”的理念，也就是说，对一个地方资源的估价被当作对其他地方环境损害修补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一个地方的排放就可以在别处得到补偿。这为通过对别处资源滥用经济定价来进行资产剥夺创造了条件，而且转移了人们对消费和生产过程的注意力，而这些过程首先是要进行环境破坏的。
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补偿来消除环境影响，就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借口，逃避从根源上解决生产体系的环境破坏问题。
TNI：是什么让这一理念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被各国政府、企业、环保机构乃至联合国接受？
ML：我认为这个“绿色经济”的外衣为追求利润的私有产业、绿色团体、地方精英以及全球性机构等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让他们追求同样的目标。然而，如果你深挖一下，就会发现人们对“绿色经济”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比如当前的增长率以及“绿色经济”是否应该公平公正等。
我认为私营部门正带头企图利用人们对绿色问题的感情发一笔不义之财。与此同时，一些环保活动者和NGO联盟认为“绿色经济”思想是一个让资本主义也为环境和穷人服务的新机遇。许多NGO都抱着一种实用主义，把“绿色经济”当作让商业力量在环境日程中发挥作用的唯一办法。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切切实实地看到这种思想的不利之处。
TNI：“绿色经济”可以变革吗？还是我们正在走进死胡同？
ML：我认为都有可能。首先绿色市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可以提高透明度、改善价值链、确保当地人获益。公正、公平、包容本地以及可问责性等原则如果运用得当的话，的确可以让绿色市场为穷人服务。我们不可能希望所有“绿色”市场全都如此，因此完全有空间让其像公平交易运动一样重构市场链，让当地社区充分享受托管人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在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上作用是有限的。利用“绿色”市场来保持“一切照旧”的生活方式，用它来抵消不利影响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低耗能系统，帮助人们在生态限度内更有效地生活来解决气候变化。这必然导致增长率降低，特别是在北方国家，还必须将投入集中在对生计、就业、人际关系以及与生物圈的动态联系上。
我们也需要另辟自下而上的蹊径，关注当地人与自然共生的权利和经验。在特刊关于西非的那章中，我们就研究了原住民利用土壤的方式。他们把木炭埋在土里，即使在贫瘠的土壤中，也可以显著提高土壤肥力、固碳并生产出能够出售的庄稼。因此，有很多利用砖窑等多余资源来加速生产进程的方法都是可以升级提高的。
问题在于国际机构已经开始寻求对此进行大规模营销，在碳市场上出售“生物炭”的灵丹妙药，这让此进程在地方层面的相互联系网络里立即消失。
这些升级办法之间的差别有时很微妙，但依靠地方关系与保持嵌入到地方生态的差别却比将这些进程放到国际市场上大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只盯着单一解决办法，而是要采取多种必然反映当地境况和当地人及关系的小行动，打组合拳。
梅丽莎·里奇，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技术及环境可持续路径研究中心主任。她和伊安·斯库尼斯及詹姆斯·法尔海德合著了《农民研究杂志》特刊《绿色瓜分：对自然的新侵占？》。
本文首发于跨国研究所网站，本站经授权翻译并转载。《农民研究杂志》由跨国研究所研究员朱恩·波拉斯主编。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