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是两岁两个月的中国大熊猫“淘淘”的放归日。
这是中国人工繁育大熊猫的第二次放归，与首次放归不同的是，“淘淘”还是全球首只诞生在野化培训场的熊猫。
大熊猫野化放归是一条无经验可循的路。5年前，第一次放养大熊猫“祥祥”失败，为圈养大熊猫的野化放归蒙上了阴影。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顶着失败的压力，对熊猫“淘淘”倾注了巨大心血。
野化放归第一步
10月下旬，四川雅安市石棉县栗子坪自然保护区的层层高山已经染上了斑驳秋色。在海拔2500米左右，有一处竹林掩映的山沟入口，这便是几天前“淘淘”的放归点。
“淘淘”每天在哪儿？距离它最近的科研人员也只知道个大概。
在“淘淘”身上，人们埋植了国际通用的液体身份识别芯片，为它佩戴了全球卫星定位和无线电遥测功能的GPS颈圈。每隔1小时，监测员会选择三个不同的地点测定无线电信号发出的方向。
“在二维地图上，两个有方向夹角的信号就可以确定一个地点，我们测三个就更精确一些。”中心团队成员周晓说，根据信号的变化，如果“淘淘”活动频繁，测定时间会缩短到每半小时一次。
检测器上，“淘淘”只在小范围活动。研究人员估计，它正在熟悉陌生环境。因为类似的情况2009年也曾出现过，人们在同一地点放归了一只受救助的野生大熊猫“泸欣”，前三个月时间它也没有进行长途迁徙。
在“淘淘”活动稳定后，科研人员会定期去搜寻它，收集它的粪便，以判定它的健康状况，但现在不能收集。周晓解释，这是因为“淘淘”现在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用粪便等标记物来划定它的领地，收集粪便显然对它不利。
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淘淘”出生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野化培训基地，北距栗子坪自然保护区有约450公里的车程，好在两地海拔和地形比较接近。
科研人员希望，“淘淘”能够迈出壮大当地种群的第一步，不过更为重要的一个希望是：5年前的悲剧不要重演。
“祥祥”的阴影
过去5年时间，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始终背负着压力，这压力是“祥祥”之死带来的。
2003年，中心启动了大熊猫野化培训第一期项目。2006年4月28日，五岁雄性大熊猫“祥祥”在卧龙的“五一棚”地区放归，成为第一只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
放归很快就遭受挫折，当年12月，“祥祥”在野外与同类的争斗中受伤，当时中心把它救治了回来，在伤势恢复后，又将它放归野外。
事后这一举措饱受诟病。2007年1月7日，再次放归不到一个月，“祥祥”的无线电信号停止不动了。中心派出队伍寻找，1月29日，发现的只是大熊猫冰冷的尸体。
所有人心里都不好受，外界更是给了他们严厉的指责，认为对“祥祥”的伤后放归是“让大熊猫去送死”。
“社会上不理解，这是一个研究工作，是研究工作就可能失败。”中心主任张和民顶着压力，继续进行大熊猫野化放归。
2007年12月6日，在第一次大熊猫放归失败不足一年后，张和民宣布第二次放归计划启动。经过几年论证，重启项目决定采用不同于“祥祥”的培训方法。中心副总工程师黄炎是第二期项目的负责人，他介绍，“祥祥”的失败归因于人工干预太多，新项目采用“母兽带崽”和“隔绝人类影响”的方式展开。
母兽带崽，就是让幼崽在半野化环境中出生，人类照顾它的母亲，而由母亲带它的孩子。而这个母亲要有野外生活和带崽的经验。最后，幼年从野外救回，同时又有过生育经验的“草草”入选。
为了隔绝人类影响，每次接触大熊猫，工作人员都要在服装上涂抹大熊猫的粪便和尿液，过程中也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他们准备给伪装服装上芯片，进一步模拟大熊猫的声音。
新方法的效果很明显。曾经，“祥祥”在野外环境中不懂得躲避旱蚂蝗，口、鼻、肛周附近到处都是，看着就心疼，但“淘淘”身上却没有寄生虫。
“这说明它妈妈把它教得很好，这是我们人类无论如何教不会的。”张和民说，实际上“祥祥”不是全部都失败了，至少它否定了一种不正确的方法，找准了对应的探索方向。
它们本该这样
以往大熊猫幼崽个个都是温室里的宝贝，一生下来立刻会被人工放到无菌的保暖箱。黄炎也曾经很挣扎，但这次试验他坚持了不管的态度。“野生大熊猫就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把心一横的结果是，科研人员发现，大熊猫天生有抵抗能力，即便在野外“脏乱差”的条件下“淘淘”也没有生病，反而是圈养的大熊猫，一弄水就受凉感冒。
科研人员还发现，“淘淘”爬树的技能掌握得很快，“草草”只教了一次它就学会了，那时它才四个月大，同年龄的圈养大熊猫都达不到这一水准。爬树是野外大熊猫保护幼崽的方式，“淘淘”可以在树上待两三天，科研人员拿着录好的同类声音去试它时，它竟然可以分辨出来，拒不上当。
“淘淘”还拥有一流的方向辨别能力和寻找水源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类充满警惕。
饲养员吴代福说，第一只放归熊猫“祥祥”由人工养大，对人很亲近，而“淘淘”对穿了熊猫服的工作人员都要吼叫。现在的结果是，“祥祥”在无助中死去，“淘淘”则暂时对自然应对自如。
未来的资本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专家们都是顶着压力做野化放归。原因只在于，专家们认为现在放归大熊猫，无论可能性还是必要性，都正当其时。
1999年以前，圈养大熊猫数量是下降的，完全依赖于野外捕获。张和民和他的团队，直到2000年才克服了圈养大熊猫人工繁育的三难：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成活难。那之后的6年时间，大熊猫存活率为100%，圈养种群开始稳步提高。
现在，我国大熊猫圈养数量达到了342只，这个数量级已能保证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存100年，再多也无必要。张和民说：“说白一点，就是有资本做这个事情了。”
与此同时，大熊猫野外生境不容乐观。由于人类的活动，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被分开割裂，形成了很多孤立小种群，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可能会减少繁殖乃至灭绝。所以放归一些大熊猫到小种群里进行复壮，显得紧迫而必要。
最后，为这一切提供可能性的，还是时代的发展。“野化放归这个事，都是发达国家在做。”黄炎的意思是，这很花钱。
卧龙野化基地为大熊猫设计了三个阶段的野化场地，小的两千平方米，大的一平方公里，圈一个这样的场地建设成本就要投三四百万。“大熊猫吃竹子消耗量很大，一个场地用一年，差不多要歇三年。”好在国家对此全力支持。
当然，也可以把大熊猫舒舒服服地关起来。“但那样只是明哲保身”，作为大熊猫野化放归的主导者张和民说，“这是必须要走的路，不然就是我们的失职了”。
原文刊于2012年10月《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