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起，我有幸成为“雅鲁藏布江对话”的一员。该对话项目的发起人是南亚跨学科水资源研究联合会(SaciWATERs)，这是2013年在海德拉巴设立的非政府组织（NGO）。该倡议设立之初只是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一个双边进程，但随着2015年不丹和中国加入其中，使其成为了一个多边组织。
在过去的五年中，该项目让我有机会与这四个国家很多不同身份的人士会面并开展对话。这种专业和私人层面的交流都使我打消了此前的很多顾虑，尤其是与中国人的交流上。
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称雅鲁藏布江）、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称贾木纳河）四个国家，是南亚一条极为特殊的河流系统。虽然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但由于它变化多样地质特点，使得流域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有所不同。因此，面对不同的诉求（跨境河流的共同特征），我们需要找到能够尽可能实现河流优化利用的合作方式，以达到经济适用、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的目标。
但合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唯有通过交流才能达成合作，因为缺乏沟通常常会导致猜疑和不信任，从而使事态更加复杂，最终陷入僵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雅鲁藏布江对话”，就是为了让雅鲁藏布江沿岸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就他们关心的事项展开讨论，从而打破长期以来使雅鲁藏布江谈判变得异常复杂的僵局。
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举行的“雅鲁藏布江对话”双边会议上（与会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或与决策者关系密切的人，用外交术语来说这是一场 “二轨对话和一轨半对话”）曾多次提出有必要让中国也参与进来。人人都清楚，并直接或间接地承认，“河岸的地理位置”在决定流域内水资源的管理方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提议将中国吸纳进来的同时，人们也担心中国不会参与这种对话，而且即使中方加入，其代表也不会开诚布公地分享他们的观点。这是印度和孟加拉国学术界、决策者和媒体成员一致的观点。
2015年，“雅鲁藏布江对话”团队决定迎难而上，将中国和不丹吸纳其中，从而将这个平台从双边对话提升为多边对话进程。尽管起初有一些困难，但在“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的帮助下，SaciWATERs在云南大学找到了几位适合的人，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参与。很快我们就收到了回复。事实上，他们问我们是否可以为两位中国代表安排住宿，他们会承担额外的费用。
首届多边的“雅鲁藏布江对话”区域会议于2015年5月在孟加拉国举行，这是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中国这四个流域国家的代表第一次同时出席。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云南大学的代表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在论坛上坦诚地发表了意见和看法。当谈及雅鲁藏布江流域国家水电外交关系时，他们强调说，讨论中提出的建议和想法极其重要，需要传达给各国政府。
他们表示非常有兴趣在中国举办类似的研讨会，让中国的利益相关者意识到基础设施发展对印度和孟加拉等下游国家的影响。他们还以湄公河，以及湄公河流域各国间存在的不同利益为例。他们强调，2004年，中国政府与“湄公河委员会”达成协议，共享水资源数据以支持下游国家的防洪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抚平了利益之争。作为上游国家，中国意识到参与此类对话论坛的必要性，因为此类论坛可促进共同研究，改进数据共享机制，并最终为机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这也是我通过“雅鲁藏布江对话”项目与中国同行建立正式和私人关系的开端。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交流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个个人请求，希望他们帮我们与更多中国机构建立联系，以扩大我们的网络。他们同样非常认可我们的倡议，并帮我们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SIIS）、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复旦大学等机构建立了联系。因此，201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雅鲁藏布江对话”区域会议上，SIIS和云南大学的代表均有代表出席。
2017年5月（中印两国在不丹与中国边境的洞朗对峙期间），我和一位同事前往中国，得到了SIIS和海南世界观察研究所（HIWW）的接待。在去中国之前，我曾写信给几位从事印中关系研究的资深院士，想提前预约与他们会面。他们都回复了我，或是同意，或是解释由于事先另有安排而无法见面，这让我看到了他们的专业精神以及对话的意愿。
我们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上海和北京的几位重要人物。他们来自政府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影响力的智库。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分享了对印度和中国的看法，并对对话倡议表示赞赏，而且就推动中国参与对话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位代表强调，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以便促进事态发展；并补充说，对于雅鲁藏布江来说，“合适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还坦诚地讨论了中国水电开发问题。大多数参与者都赞同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发展水电的计划，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需要获得清洁（非化石燃料）能源。他们也认识到，在河流利用中，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是所有跨境河流的共性。
一位参与讨论的人提到，中国热衷于参与这种跨境对话，因为这有助于他们了解每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需求。科学研究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知识的生产是所有合作的关键。其中一位院士表示：“虽然跨境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河流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无法进行谈判。”他们建议，对话平台还应该将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在跨境层面联合开展项目。
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印度理工学院（IIT）古瓦哈提分校和云南大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与该校之间签订的首份谅解备忘录），两校将共同开展雅鲁藏布江盆地研究。
我们还谈到了印度电影（当时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热映）、印度和中国的美食以及西方国家对我们两国食物的喜爱程度等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因为我的同事不能陪我，所以我原本会独自一人去北京旅行。我们的接待方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我自己去难度很大，因为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不会说英语。我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单独旅行。但令我惊讶的是，出发那天早晨，我被告知我们的东道主机构派出了他们的员工来陪我同行，并承担了费用。当我全力推辞时，他们告诉我：“你是我们的客人，你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所以请让我们尽地主之谊。”我无法回绝这样的善意。
我很感谢他们在北京期间对我的全程关照。实际上，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为我播放了印度歌曲，并告诉我说他经常听印度老歌，他觉得旋律非常优美。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成为“雅鲁藏布江对话”项目的一部分，因为它让我有机会与中国人一起工作，体验到他们的热情好客。我也意识到中国和印度的公众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都寻求问题的和平解决之道，都懂得这种对话的价值，也都尊重对方的文化，还喜欢对方的美食；他们还都意识到，当政治占据中心时分歧就会出现。因此，我们需要推动的是民间外交，消除中印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这也是“雅鲁藏布江对话”项目的目标之一。
翻译：于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