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恩切独自前行。
它跋涉300多公里，翻越南安第斯山脉参差嶙峋的峰峦，从智利一路跨越国境进入阿根廷。没有族群，没有领地，也没有伴侣。
当这只年轻的南安第斯鹿（智利马驼鹿）于2025年初首次现身拉宁国家公园时，堪称历史性时刻。它的出现，本身就足以令人振奋。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南安第斯鹿已消失数十年，被认为几近灭绝。唯一一次让人看到一丝希望的是，2006年发现了它的几许脚印。
一年过去了，纽恩切依然在那里。原产于美洲的南安第斯鹿是整个大陆最濒危的鹿类，现存数量估计仅有1500至2000只。纽恩切的旅程，重新引发了一场长期分裂保护界的科学与伦理之争：我们是否只需守护好自然界遗存的一切，还是已经到了主动介入、积极推动物种恢复的时刻？
野化，以及人为干预的风险
南安第斯鹿历经重重困难，挺过了安第斯山脉的严酷考验，却没能逃过与人类的相遇。
“这是一种天性温顺，极其信任人类，对人不设防的动物。”阿根廷复野基金会（Rewilding Argentina Foundation，简称FRA）保护总监塞巴斯蒂安·迪·马蒂诺（Sebastian Di Martino）说。正是这种特性，让它们付出惨痛代价。再加上肆意猎杀、与牛群的竞争、家畜传播的疾病以及犬只攻击，南安第斯鹿种群数量在20世纪急剧下降。随着河谷地带的城镇化以及农田开垦，鹿群被迫分散，彼此隔绝。科学家估计，目前数量仅为原始种群的约1%。
在一些保护人士看来，这段历史证明，人类必须介入干预。智利惠洛惠洛生物保护区的保护主管爱德华多·阿里亚斯（Eduardo Arias）认为，等待已不再是选项：“在如此脆弱的情形下，我们必须停止一味观望，采取积极保护措施。”惠洛惠洛自2005年开始人工繁育南安第斯鹿，最初只有一对，次年又引入一只雌鹿。十年后，智利批准首次野放。如今，阿里亚斯表示，大约有50只南安第斯鹿在野外自由生活，组建了七个鹿群。
以特拉尔卡为例，它是2016年野放的雄性南安第斯鹿中的一只，而纽恩切正是它的儿子。
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野化”或“主动恢复”：即濒危物种经过人工繁育后，重新放归回到原生栖息地，以恢复区域生态功能。但这一理念至今仍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人为迁移动物并非简单的技术修补，而是对复杂生态系统的深度介入，而这些系统可能早已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
野化倡导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顺其自然”；另一派则认为生态系统遭受的破坏已深重到无法坐等其自我修复。正如迪·马蒂诺所说：“无法想象大自然会像变魔术一样自行恢复。”
即便在“主动派”的野化倡导者内部，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些支持者认为，“野生”生态系统应当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情况下自行运转。迪·马蒂诺解释说：“我们基金会希望重建完整且功能健全的生态系统，让它们重新拥有曾经具备的一切，并从那一刻起，沿着自身的轨迹继续演化。”
也有人指出，将人与自然截然分开的想法本身就很复杂，甚至根本不可能。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uncil of Argentina，简称Conicet）研究员亚历杭德罗·瓦伦苏埃拉（Alejandro Valenzuela）说：“大多数保护区周围都是生产性土地。因此，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虽然更美观，但与动物园并无太大区别，因为它缺乏生物学或地理上的连续性。物种之间无法实现种群交流，最后整个种群个体都成了少数几只亲本的近亲后代。”
也有人质疑野化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支持者认为，自然旅游或许能为野化地区的居民带来新的经济出路。但也有人认为，这可能反而导致农村人口流失，因此呼吁采用更全面的综合性方案，将社会经济因素一并纳入考量。
反对意见不仅涉及哲学或社会层面，也有技术层面的担忧。瓦伦苏埃拉说：“对动物进行操控和迁移风险极高，必须遵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制定的最低准则。”他补充说，“至少在阿根廷，我尚未听说有任何项目真正符合这些要求。”
阿根廷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s Administration in Argentina，简称APN）生物学家、野生动物专家埃尔南·帕斯托雷（Hernán Pastore）列出了野化需要满足的技术标准：有确凿证据证明该物种曾在此地栖息；必须了解其消失的原因；评估当前环境是否仍然适宜；待引入个体的遗传基因与原生种群足够接近；确保原有种群不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
迪·马蒂诺表示，阿根廷复野基金会遵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相关准则。
此外，还有其他关键因素需纳入考量：当地社区的参与、避免近亲繁殖所需的生态连通性，以及长期监测机制。瓦伦苏埃拉警告说：“人们往往本末倒置，把媒体关注度或旅游效益置于生态演化规律之上。”
在被改变的生态系统中进行干预
在阿根廷丘布特省东南部的安第斯森林中、紧邻丰塔纳湖的地方，坐落着舒内姆繁育中心。这是全国唯一获准开展南安第斯鹿相关繁育工作的机构。该中心于2018年10月启用，占地100公顷，目前有四只雌鹿、两只雄鹿和五只幼鹿在半圈养环境中生活。中心负责人、瑞士生物学家维尔纳·弗吕克（Werner Flueck）认为，这一物种迟迟无法恢复，并不只是因为狩猎或栖息地丧失，更源于一些更隐蔽的生态扰动因素，例如饮食中缺乏硒、碘等微量元素。
据弗吕克介绍，150至200年前，南安第斯鹿仍保持着季节性迁徙习性：冬季下到巴塔哥尼亚草原，夏季再返回山林。而如今，这一迁徙规律已被打破。他说：“人类侵占了最富饶的山谷和平原，迫使南安第斯鹿像难民一样全年滞留在安第斯山脉的偏远高地，那里营养条件更为恶劣。”
舒内姆繁育中心对南安第斯鹿骨骼的研究显示，由于它们在新高地取食区摄入的碘和硒含量偏低，致使其颅骨和牙齿已出现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削弱了它们寻找食物和躲避捕食者的能力，进而导致该地区的成年南安第斯鹿平均寿命缩短，种群数量持续萎缩。理论上，如果它们在冬季能够下到草原取食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新枝，这些营养缺陷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
人类侵占了最富饶的山谷和平原，迫使南安第斯鹿像难民一样全年滞留在安第斯山脉的偏远高地，那里营养条件更为恶劣。——维尔纳·弗吕克，舒内姆繁育中心主任
迪·马蒂诺也认同，将保育工作局限在高海拔避难地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让它们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更容易上下迁移，或者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恢复种群数量。”
关于建立生态廊道的讨论，已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双边会议上展开。
经验教训
在南美，成功的物种重引入并非没有先例。例如，美洲豹重返阿根廷东北部的伊贝拉湿地。第一只美洲豹于2021年在此放归，如今已有50只美洲豹在圣阿隆索岛上自由生活。
科尔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Córdoba）动物多样性与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阿古斯丁·帕维奥洛参与了这一再引入项目的评估工作。他表示：“食物链环节的响应非常迅速，令我们颇为惊讶。”
美洲豹放归后，其主要猎物水豚的数量已下降80%。水豚的活动习性也发生改变，开始主动避开可能遭到捕猎的区域。草原生态因此得以恢复，曾被水豚过度啃食的地带正在缩小。尽管目前数据仍然有限，但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下属海岸应用生态研究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Coastal Ecology）的阿德里安·迪·贾科莫（Adrián Di Giacomo）初步研究发现，狐狸的数量也可能在下降，这对鸟类种群是一大利好。迪·贾科莫说：“这种变化有望提高奇尾霸鹟（又称伊贝拉食籽雀）的繁殖成活率，因为它们的地面巢穴、鸟蛋和雏鸟常被狐狸破坏和捕食。”
在主张干预的人看来，这些结果显示，重新引入消失物种能够重塑被人类活动改变的生态系统。而在批评者看来，则揭示了此类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难以控制。荷兰的乌斯特法德斯普拉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入鹿、马和牛。然而，2017年一个异常严酷的寒冬过后，数千只动物难以存活，不得不实施人道捕杀。
准备工作
为避免出现类似情况，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若不解决导致物种衰退的各种威胁因素，再引入就不可能成功。在惠洛惠洛，这意味着要实施区域划分、清除野化牛只、加强巡查监测，并与当地社区和学校密切合作。这些工作都要在南安第斯鹿放归之前完成。阿里亚斯表示：“过去20年里，这些举措带来了非常显著的观念转变。”
在阿根廷的拉宁国家公园，类似工作也在推进，此前有报道称智利方面已开始放归南安第斯鹿。自2023年以来，公园管理方已着手控制牲畜数量、管理犬只，并规范游客进入。负责拉宁栖息地恢复项目、为迎接南安第斯鹿回归做准备的玛丽亚·罗萨·孔特雷拉斯（María Rosa Contreras）表示：“健康的森林生态层次分明，下面是草本层，其上是灌木层，再往上是幼树层，最顶层是成熟乔木层。但所有这些都被牲畜改变了。”
她补充道，人们也需要通过环境教育重新认识这种动物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公众能够恢复对南安第斯鹿的社会记忆，铭记它是我们的本土鹿类。”
纽恩切的持续存在——以及它偶尔独自漫步到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市郊的举动——都被密切监测着。是否会有同类陆续来到这里，将决定这场“野化”究竟会走向真正的种群恢复，还是只停留在实验阶段。眼下，纽恩切独自等待着，期盼会有更多南安第斯鹿跟随它跨越安第斯山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