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2010年各国政府商定的20个目标均未完全实现。今年原本被称为“生物多样性超级年”，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谈判陷入僵局。
然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玛鲁玛·穆雷玛（Elizabeth Maruma Mrema）依旧保持乐观。她的任务是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尽管面临各种问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如期于9月底举行，这是一个“重大成就”，她说。
尽管会议采用了线上的形式，但仍有70多位国家元首发表演讲，还有更多人因为时间限制而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尽管此次会上没有得出具体承诺，但穆雷玛称有这么多领导人想要发言，这让她备受鼓舞。
“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我们还必须看到所有这些令人鼓舞的发言是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在未来十年内产生影响的，”她说。
20多年来，穆雷玛一直在CBD秘书处所属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职，担任过各种职位。穆雷玛拥有法律和国际关系的教育背景，主要从事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环境法制定、实施和执行工作。
这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女士自2019年12月开始代理公约执行秘书的职务，2020年6月正式出任这一职务。过去十年间，她曾主持多个联合国野生动植物公约的工作，包括《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之后进入联合国环境署法律和生态系统部门担任高级职务。
穆雷玛在联合国环境署工作期间亲眼见证了2010年各国在日本爱知县制定的“爱知目标”在落实过程中所犯的错误。9月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05）中就提到了这些错误。
没时间可以浪费
穆雷玛坚信，下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将会有所不同。2010年的“爱知目标”的期限是到2020年，但实际工作直到相关融资和国家行动计划制定完毕才真正展开，而这时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半。
“国家层面的工作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但这一次行动计划已经到位，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实施，”她说。
各缔约国从爱知目标的失败中学到的一个教训是，不能把工作全部留给政府部门，穆雷玛说。“通过这些目标时，人们以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落实这些目标，但事实上全社会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一次的框架将确保具有广泛、包容、透明的特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了框架的制定，并发挥了各自的贡献，”她说。
（新冠疫情影响下）如果没有更多的时间，谈判可能会更加困难。伊丽莎白·玛鲁玛·穆雷玛
“爱知目标”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没有设置相应指标监测各个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在必要时调整目标落实情况，她说。目前正在起草、最终将在昆明大会上通过的协议会是一个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穆雷玛说。
除了协议主体外，还单独制定了配套的机制，包括：报告和问责制度；“资源调动”，即如何为落实目标提供资金；能力建设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
“在制定框架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落实目标。十年前却不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穆雷玛说。
技术会议目前正在起草根据协议对各国进展情况进行审核的方式。监测目标落实情况必须做到透明，这样才能在各国之间分享信息和经验，秘书处才能跟踪进展情况，穆雷玛说。
我们希望各国政府根据各项指标起草国家报告。每次召开CBD缔约方会议时可以对这些报告进行审核。“我们希望评估承诺和落实之间的差距，并从全球层面盘点差距。这是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她说。
生物多样性融资
无论昆明大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融资都是成功的关键。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指出，尽管过去10年全球每年投入自然保护的资金翻了一番，达到约800亿至900亿美元，但相对于每年需要投入的1030亿到8950亿美元来说，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环保人士一再抱怨迄今为止的谈判都未触及融资方面的话题，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了。穆雷玛表示，融资问题将在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EWG）的下一次会议上讨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属的两个专门负责技术细节的机构也在研究融资问题。
目前正在审核这些讨论的日期。原定于夏季举行的会议先是推迟到了11月，然后又被再次推迟。谈判人员希望面对面交流，《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希望会议可以在明年初举行，但要取决于疫情的情况，穆雷玛说。
无论如何，融资会来自多个渠道，她说。已经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负责研究资金筹措的创新方法，例如将旅游和野生动物管理的一部分收入用于自然保护，出台鼓励自然保护的国家税收政策，取消对集约化农业生产等有害活动的补贴。
“这些就是资源调动小组正在研究的策略，而不是真的真金白银，”穆雷玛说。
与气候行动协同一致
穆雷玛表示，她还在努力将《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的工作联系起来。COP26已经改期至2021年11月举行。
将在格拉斯哥主办COP26的英国政府已经表示，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据估计，诸如多种树、建立湿地这样的措施既可以减少30%左右的净排放量，也有助于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穆雷玛指出。
“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互相关联的，不能顾此而失彼，”她说。“我很高兴中英两国政府正在就两次会议如何达成共同成果进行最高级别的讨论。”《生物多样性公约》也与世卫组织合作研究人类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并希望敦促各国政府能够将所有问题与政策结合在一起，她说。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的东道主，中国政府已经开展了大量筹备工作，例如组织磋商，并在生物多样性峰会之前举行了一场部长级高层对话，穆雷玛说。
“新的目标通过后将会烙上中国的名字，因此他们有兴趣确保最终通过一个以行动为导向、具有可实施性的框架，”她说。
虽然COP15目前暂定于2021年5月召开，但也可能因为新冠疫情继续推迟到秋季，整整比原定日期晚一年。但穆雷玛坚称，延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让磋商和筹备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
“我们的大多数会议继续以线上的形式进行，只有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大型会议推迟了，规模较小的技术会议仍按计划举行。如果没有更多的时间，谈判可能会更加困难，”她说。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