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的网络研讨会显示，明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新的全球自然保护框架和目标能否很好地照顾到生物多样性、气候和权利等相关问题。
10月下旬召开的此次网络研讨会由中外对话伦敦办公室和瑞典的瓦伦堡研究所主办（the 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关于2020年之后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的最终谈判本来也应该在这时候进行。
在本次研讨会的四场活动中，专家们讨论了迄今为止会谈的进展，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行动、环境权利与正义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中国作为COP15主办方的作用。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行动在很多领域都有重合。作为明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的主办国，英国已经承诺将自然保护作为气候辩论的核心。
“到2030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够提供高达三分之一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减缓措施，同时帮助人类提高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但大多数气候融资却很少为这些方案提供支持，”Defra发言人表示。
仅靠一个雄心勃勃的生物多样性框架无法推动所需的变革。英国认为，要落实各方签署的行动，就必须要有执行的方式，尤其是财政资源、以及透明的报告和审查机制，她说。过去五年间，英国政府已经将气候融资提高了一倍，达到116亿英镑，并将“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自然领域，她还说。
自然与人的权利
许多发言者还认为，不仅要考虑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同时还要考虑权利保障问题，从而确保二者都成功地得到保护。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David Boyd）表示，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早在1982和1992年就分别启动，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问题都恶化了。
“我认为这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适当的执行机制，这也是引入权利视角的优势所在，因为权利机制让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问责成为可能，”他说。
CBD缔约方仍不愿提及权利相关议题，正如他们不愿提及气候变化一样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全球协调员加迪尔·拉瓦登茨（Gadir Lavadenz）
全球各地的法院做出的裁决都表明，人的权利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例如墨西哥最高法院便做出裁定，要求停止可能破坏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旅游开发，理由是这侵犯了宪法赋予人们的环境健康权。
挑战仍在
但也有发言者指出，将相关概念纳入这些议程的工作存在挑战。英国环境运动组织RSPB政策副主任露丝·戴维斯（Ruth Davis）指出，虽然通过COP15和COP26将自然和气候结合起来的机会很大，但两项议程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很紧张，甚至“互相猜疑”。
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界认为气候变化夺走了所有的关注，气候界则担心生物多样性议程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保护野生动物，而非保护人类。
156个国家
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56个国家承认人类有权生活在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中
“我们现在需要以非常严肃的方式打破这些障碍。我的感觉是，气候界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尽力保护生态系统完整，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净零目标严重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碳封存，”她说。总体而言，情况正在以”重要而有价值的方式”变化，她还说。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高级政策顾问李硕指出，两次会议的成功相辅相成。两次会议之间通过协调，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之间的协同作用将非常重要，他说。
整合难题
一些国家对《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中“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一词感到“紧张”，有人倾向于使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一词。“当我们试图把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议程放到一起的时候，之所以会令人感到紧张，是因为一些国家担心大家会开始互相指责，”Defra发言人表示。
围绕权利问题的讨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CBD Alliance）全球协调员加迪尔·拉瓦登茨（Gadir Lavadenz）称。全球自然保护协议的草案需要明确纳入权利议程，他说。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是一个民间组织的网络。
拉瓦登茨指出，CBD关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五版（GBO5）中列举了基于权利的方法能够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具体例子。伯利兹实行的一项政策就是一例。这项政策在减少过度捕捞，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将渔场限定给传统渔户使用，从而改善他们的生计。
CBD缔约方仍不愿提及权利相关议题，正如他们不愿提及气候变化一样，他说。
博伊德指出，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56个国家承认人类有权生活在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中，但这些国家不包括美国、中国、英国和日本等大国。联合国应起草一项决议，鼓励所有成员国承认这一权利，进而推动立法改革，落实这项权利。
中国的作用
网络研讨会的小组成员还讨论了在昆明大会成功达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议的过程中，中国起到的作用。
一些评论员认为，中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以身作则。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执行主管吉多·施密特-特劳布（Guido Schmidt-Traub）指出，中国有好几个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旗舰政策，包括生态保护红线（一项旨在保护土地的自然功能不受破坏的土地规划战略）和已经写入宪法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国政府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也是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重要机会，他说。
中国应在COP15之前将这些政策纳入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战略。这样就既可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也不需向其它国家施加太多压力，他说。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