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我在肯尼亚亲历全球塑料公约谈判

正如李嘉诚在现场的观察,由于谈判进展不顺,有约束力的条约前景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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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肯尼亚纳库鲁湖,塑料垃圾堆满了一条泄洪渠。 图片来源: Alamy</p>

在肯尼亚纳库鲁湖,塑料垃圾堆满了一条泄洪渠。 图片来源: Alamy

2023年11月13日,为期一周的全球塑料公约第三次谈判(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简称“INC-3”)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此次会议将讨论和审议由INC秘书处发布的《关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预稿案文》(简称“零案文”)。

9月4日对外公开的“零案文”涵盖了塑料生命周期上游的原生聚合物生产、中游的产品设计和下游的废物管理等实质性议题,还包括约束范围、投票规则等程序性议题。

我作为观察员全程参与了此次谈判。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要达成一个全球有约束力的塑料公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肯尼亚的“禁塑令”

主办国肯尼亚早在2017年就发布了严格的“禁塑令”。飞机降落时,机上广播特意告知在肯尼亚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可能会被罚款。我突然想到曾经顺手把两个来自连锁超市的塑料袋塞进了行李箱,开始想象过安检时被开箱检查甚至被罚款的场景,有点儿忐忑。

还好,既没有开箱检查,也没有处罚,甚至在出租车驶过街道时,路边的垃圾堆里也都混杂着各式各样的塑料袋膜——看来“禁塑令”也没起到太大效果嘛。

11月是肯尼亚的雨季。第二天早上跑步时下雨了,马路两边步行去上班的当地人纷纷拿背包或者手提袋挡雨,各式临时被用来挡雨的袋子中完全看不到塑料袋的身影——好像“禁塑令”还是有些作用的。

我躲进路边的警察岗亭避雨,两位执勤警察很骄傲地向我科普肯尼亚的“禁塑令”:“这条法律几年前就有了。我们警察被安排协助执法,如果抓到有人生产、销售或者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我们可以把他们送上法庭,最终罚款甚至监禁。”

雨还没有停,我就匆忙地从岗亭中“逃走”了,因为我的口袋里正有一只小小的一次性塑料袋装着手机用来防水。

我可不想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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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塑料条约谈判前夕,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博物馆门前,人们集会抗议塑料污染。图片来源:李嘉诚

争论和纸杯子

肯尼亚在应对塑料污染政策方面走在前列,但在会场外,我依然目睹了其塑料垃圾治理的难处;而会场内,谈判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

11月13日上午,INC-3刚开幕,代表们率先对“零案文”的代表性提出了异议。

俄罗斯代表在发言中直接质疑了“零案文”的合法性:“该文件没有反映我国的立场,目前的零案文预先判断了‘谈判的方向’,超出了联合国环境大会第5/14号决议的授权范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塑料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代表则是从对“塑料污染”的定义上表达了不认同:“塑料不等同于污染,塑料污染的本质是由于废弃的塑料制品遗弃和积累,一些国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但目前的‘零案文’并未体现。”

另一方面,包括欧盟在内的高雄心联盟国家(64个国家主动加入,致力于到2040年实现终结塑料污染)代表们则纷纷表态支持秉持全生命周期的原则,并要求基于现有文本进行有效讨论。 比口头争论更带给人希望的是行动:无论国家代表在发言席上如何表态,在谈判的间隙,几乎所有人都会使用自带杯。即使在饮水机前提供了免费纸杯的情况下,坐满超过300人的主会场一天产生的一次性纸杯垃圾都不超过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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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组会议期间两位代表用自带杯接水。图片来源:李嘉诚

143位石化说客

第二天下午,谈判分三个接触组对“零案文”进行讨论,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直接就把“火力”集中在塑料全生命周期的上游。

在实质性议题的讨论中,14个产油国代表发言反对“零案文”针对原生塑料聚合物提供3个不同约束程度的备选方案,理由是这超出了联合国环境大会决议的授权范围。中国代表在发言中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应当设置备选方案4以供选择,即公约约束范围不包括初级塑料聚合物。”

代表团鲜明的态度分野并不难理解,因为限制生产触碰了部分国家的产业利益。据国际环境法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的统计,有超过143位来自石化行业的说客现场参加了本次INC-3会议,这比INC-2又增加了36%。

不仅仅是上游环节,石化行业的说客在塑料的下游也想“分一杯羹”,即推广废塑料的化学回收。化学回收是将塑料废弃物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生成油、气、炭等中间化学品的过程,例如通过高温热解产出重油和蜡。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和一些行业组织在背后推波助澜。在一场边会上,一些石油公司的说客向参会者发放了了魔方和飞盘,上面印有化学回收方法。

全球焚烧炉替代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ncinerator Alternatives)、美国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和丹麦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的研究者认为,针对中国垃圾管理的现状,如果垃圾焚烧产能已经过剩,完全没必要推行妥协的、暂时性的化学回收技术。因为政府取缔小型的、高污染的、产油的化学回收项目并不会影响垃圾管理的结构,但是大型化学回收的项目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和长期的、稳定的原料供应,一旦建成,就很难取缔。

参与度最高的边会

谈判期间举办的12场边会涉及海洋塑料、资金机制、废弃物管理等议题。其中,第10场边会,中国、日本等国家代表团在边会上分别介绍了本国的废弃物管理经验。

会上,来自马来西亚的观察员代表黄珮仪(Pui Yi Wong)提问:“在中国禁止‘洋垃圾’进口后,东南亚国家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接收了更多的垃圾,请问中国是如何清理之前进口导致的塑料污染泄漏的?”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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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7日中国代表团参与主持的废弃物管理边会现场座无虚席。图片来源:李嘉诚

会后我在路上再次偶遇了珮仪和另外一位英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的代表,她们都再次追问了关于中国禁止“洋垃圾”的问题。我不太确定真正的答案,只知道这个政策可能受到了王久良导演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影响,因此推荐她们去看这部片子。  

闭幕大会难闭幕

谈判的最后一天,由于对接触组提交的文本的抗议接连不断,大会主席古斯塔沃·梅萨-夸德拉(Gustavo Meza-Cuadra)在闭幕大会刚开始便被迫提出休会,由接触组继续讨论。

直到6点10分,闭幕大会才再次开始,但很快再次休会,因为关于公约约束范围的争议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根据观察员组织共同根据现场情况整理的一份表格,此时各国家或国家集团代表合计在本次会议已对“零案文”发表超过2171次发言表态(一次发言可能对多条文本进行了表态,表态并非正式投票),当中31%是反对意见。

直到晚上11点1分,大会主席引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话匆匆结束了整整7天的谈判:“有一天重任将落在伟大的一代身上,你可能就是这伟大的一代。”在说完这句话后他似乎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整场大会难得的笑意,因为再也不必首当其冲地面对各国代表抛出的无尽争议和质疑。

此时,作为此次谈判基础的“零案文”在逐步纳入各方观点、意见后,被修订得越来越长,从 31 页变成了70 页。由于闭会期间开展工作的提议没有被通过,加上INC-3对程序性议题的搁置,明年4月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的INC-4会议可能要经历一次更加艰难的“寒冬”。假如谈判迟迟难以推进,到2024年底,塑料公约有可能最终被制定成一个宽松的多边框架,或者“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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