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首个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当即承诺对中国的环境及污染问题“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
他坦言自己因近期影响北京及中国经济较富裕的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而感到心情承重，并暗示中国领导层对国家的发展模式有新的思考。
“我前面讲，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包括在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据新华社报道，这位新就任的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要在水土污染治理等重要问题上设置时间表。
尽管大多数评论员对于新总理此番在环保问题上看似重视的表态感到满意，他们仍不敢过早地寄以过高希望。
哈佛大学中国项目的执行主任Chris Nielsen告诉中外对话：“（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确实是李克强总理决心在环境污染（治理）上有所作为的信号。”然而与此同时，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期刊《生态政治学》的联合主编Arthur Mol则告诫人们“确实应该等到他的（李克强的）政策出台了再做评判”。
当然，总有更为乐观的观察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调查员陈刚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的时候说：“从政治角度说，政府在污染问题上立场的转变明显并且十分值得注意。新政府（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更为老练并且站到了公众的一边。”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靳敏同样认为新政府能务实地处理好中国的环境问题。她说：“在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就本届政府目前的一些举措看，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务实的政府，因此，我个人对本届政府能务实地解决环境问题持乐观态度。”
期望与即得利益
从李克强过往的环境政绩来看，乐观者未必没有道理。
这位新总理在还是副总理期间曾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主席，而国合会正是一个由中外环发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的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去年12月份，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国合会年会上提到要推动发展转型，以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李克强还曾推动空气质量结果的公布，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增加政府环保工作透明度的重要性。据新华社报道，在空气质量监测中采用PM2.5的浓度作为监测标准也是这位时任副总理推动的。新华社在李克强特稿中写道：“李克强在12月份的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上呼吁，在全国监测并公布PM2.5浓度数值。”
然而，仅凭新政府的政治意愿来改善环境，也许并不足够。
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获得者Dale Jorgenson告诉《中外对话》“新政府必定是下了决心减少污染的，但他们还没有确切地决定要怎么做”。
他在哈佛的同事Chris Nielsen也同意新政府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找到经济和环境间更为合理的平衡：“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因此，发展经济有其必要性。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并不愿意将繁荣和昌盛建立在环境破坏的基础上。所以必须要找到这两点间的平衡。”
找好经济发展和环境需求的平衡本身即是艰巨的挑战，然而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这位新总理操心。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好想法的执行及政策的履行，”环境管理专家Arthur Mol说地方的官员为了“短浅的经济利益”未必会愿意“平衡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他看来，中央领导层在地方的政策执行能力将影响其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绩。《纽约时报》的报道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说法——中国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政治的最大阻力在于既得利益。《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尽管政府官员有意推动更为清洁的环境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国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却始终把利润置于民众健康之前，对新规则阳奉阴违”。
地方对于执行更为清洁的环境政策的冷淡及来自即得利益集团的内斗，都可能会逐渐地消磨李克强及其新内阁在环境问题上的雄心壮志。
减少国家干预
“环境保护是公共事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人民大学的靳敏说，“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和措施，包括强制性的规制、经济调控手段等来解决环境问题。”
她建议：“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确保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十分重要…… 此外，还需要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引导产业走生态化转型之路。”
然而，许多评论员均认为仅凭政府的政策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刚说：“排放费和环境税因其所具有的长久效应，比行政命令更有效。”
Arthur Mol同意陈刚增加污染成本的想法，他说，“中国越向市场经济转型，就越需要提高环境的价格，提高水、能源的使用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此外，Mol认为“给予公民力量和独立的环境组织以发展的空间”并鼓励公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新内阁走马上任不过两周，评论员们不过早对其环保作为过多预测的做法是明智的。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近日，国土资源部极其罕见地向要求公开水资源监测结果的三名北京律师寄送了四百多页监测数据。仅仅一个月前，环保部还曾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另外一位北京律师要求公开土壤污染报告的申请。
转变背后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然而部长们终于醒悟，理解人们对政府工作透明性的需求，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或许，新总理李克强的话更能解释这种态度的转变：“现在社会已经是一个透明度很高的社会，我国微博的用户有数以亿计，有些政府信息不及时公开，社会上就议论纷纷，甚至无端猜测，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产生负面影响，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
“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主动及时地公开，向群众‘说真话、交实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