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晤士河南岸，形同“玻璃蛋”的市政厅里，伦敦市议员戴伦·约翰逊戴着他标志性的绿领带，在一间色调和外面天空一样灰蒙蒙的大会议室里，接待了一群特殊的中国来客。
戴伦·约翰逊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成员，对面的中国客人则是几位粉丝量数十万的微博达人，他们大多来自北京，对北京糟糕的空气质量忍无可忍，期待着上一堂空气治理课。
以死亡四千人的1952年大烟雾事件为起点，历经六十年治理，伦敦看似成功摘掉了“雾都”帽子，成为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知耻而后勇的典型。
然而，就像不能追问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之后的故事一样，伦敦童话的结局有点出人意料。在欧盟标准下，伦敦现在仍是整个欧洲空气最糟糕的首都。
3月中旬，伦敦也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空气污染”。那几天伦敦的PM2.5值是40多，尽管只是北京PM2.5值的零头，但相较世卫组织（WHO）推荐的健康标准和欧盟标准而言，已经是数倍之巨了。
在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英文简称DEFRA），一栋挂着不起眼小招牌的五层白色老楼里，当负责空气质量的官员艾米莉·康诺利提及伦敦的PM2.5年均值已经达到20，“对于我们而言很严重”时，在场的中国客人以为听错了，再三向现场翻译确认。
英国人的“矫情”刺激了中国访客。在确认了伦敦的年平均值几乎比北京空气最好时都低时，中国客人们不禁感叹，“没有呼吸过PM500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注：PM2.5原指细颗粒物的直径≤2.5微米，这里是个玩笑，指细颗粒物浓度超过500。）
重回1952年起点？
英国人显然不是刻意“矫情”。
来自DEFRA的权威数字显示，英国空气中存在的有害颗粒物，已经导致英国每年有2.9万人早亡于相关疾病，相当于全英国人口平均减少寿命6个月。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弗兰克·凯利，是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结论更让人忧心，即便英国空气质量控制在欧盟的标准上，PM2.5值在25左右，仍“将会导致更多的人发展为慢性疾病，比如心脏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会导致更多的不良分娩等结果”。
伦敦的外在压力也正与日俱增，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就曾警告说，如果空气质量不达标，奥运会25%（约7亿英镑）的预期电视转播收入就要被收回。且欧盟一直有规定，其成员国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否则就要支付高达3亿英镑的罚款。
伦敦市政府公共关系负责人马克·戴莫瑞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即便再困难，伦敦也一直在采取行动，避免因为空气质量不达标而被罚款。
早在2008年前任市长执政时，伦敦就建立了980平方公里的低排放区，向污染严重的公交车、重型卡车、柴油车等收取高额排污费甚至罚款。如今从皮卡迪利广场、牛津街或文艺气息浓厚的考文特花园的某个出口出来时，很容易看到街边那个蓝色牌子上的“低排放区”（LEZ）字样。马克·戴莫瑞介绍说，现任市长正计划在市中心进一步建立超低排放区。
一些奇思妙想的治理手段也被引入，比如“污染胶水”。从2012年年初开始，这种像胶水的粉尘抑制剂被喷洒到伦敦空气质量较差的15条街上，用来吸附PM10，以避免它们进入空气。粘到PM10后的“胶水”，最后会被冲进下水道或被往来车辆带走。研究显示，这种污染胶水能降低10%到14%的颗粒物，但国王学院的最新报告中对污染胶水的能效提出了质疑。
喷洒“胶水”的特殊车辆每天午夜到凌晨6时工作，大部分伦敦市民无缘得见。
可是，被现任市长盛赞的利器，目前正接受着欧盟的调查。这种胶水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显著——作为临时措施，一旦停止使用，空气质量又会变差。如果欧盟认为喷洒路面是“作弊”行为，巨额罚款可能仍无法逃脱。
结构性的烦恼，让伦敦头疼，比如“过去几十年道路交通的快速增长，把看得见的污染变成了看不见的污染。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增长速度远超污染下降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回到了1952年伦敦大烟雾事件那个自以为早已摆脱的起点。”被DEFRA官员罗伯特称为“不会同意伦敦没有空气污染的”西蒙·伯其特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西蒙·伯其特是英国民间空气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创办的伦敦清洁空气组织，在过去几年内不断给政府施压，游说欧盟提高空气质量标准。
早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就通过了《国家空气污染排放限值指令》，要求成员国2010年达标。实际上，从英国到德国等12个欧盟国家，均没能按时达标。
2013年初，欧盟向英国发出警告。面对几乎注定的延迟，英国却成为唯一没有申请宽免期限的成员国。DEFRA的发言人解释是，“英国不可能在2015年底前达到欧盟规定的标准”，因此申请宽限也无济于事。
环保网站中外对话伦敦办公室编辑汤姆·莱维特担心，即便延期，英国也很难在未来完成达标任务，“只不过是伦敦空气污染治理失败的故事继续下去而已。”
打折的法案，抵制的力量
很难想象，“拖延症”是英国自1952年伦敦大烟雾事件后，一直延续至今的“基因”。
1952年大惨剧发生后，英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推卸责任，否认治污立法的必要性。
当时，伦敦城乡委员会（英文简称LCC）的一份报告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空气污染骇人听闻的危害。但当时的住房和地方政府部部长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成了英国首相）仍“不认为有进一步立法的需要”。
他建议先形成一个事件调查委员会，并声称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时的卫生部长伊恩·麦克劳德对此很无奈，自嘲“人们会认为伦敦的雾是我成了部长之后才有的”。
最终，迫于议员和伦敦城乡委员会的压力，英国政府做出了让步，一个由休·比佛爵士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随后成立。
时隔六十年，DEFRA空气质量负责人罗伯特·沃恩分析说，法案延迟最可能的原因是长达几年的争议和讨论。
“围绕着政府该如何回应污染、政府是否应该限制或控制人们使用何种燃料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55年，那时候比佛委员会的空气污染报告终于发表了，空气立法才有了可能。”
比佛报告找到了伦敦大烟雾的罪魁，即家庭燃煤，它制造了两倍于工业的烟，燃烧效率却很低下。这份报告建议政府必须保证充足的无烟型燃料供应，公众则需要在持续雾天时只用无烟燃料，气象部门也必须在持续雾天可能发生前及时预警。
不过，即便比佛报告查明了惨剧真凶，并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但面临着其它的二战遗留下的棘手问题，当时的英国政府仍迟迟不愿行动。一些议员决定通过私人法案投票的方式，绕开不作为的政府，引入清洁空气立法。其中的代表就是杰拉尔德·纳巴罗议员。
最终，“政府主导的清洁空气法案的治污力度比杰拉尔德议员的要弱”。但这个打了折扣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还是在1956年奠定了英国空气治理运动的基石。
同样不为人知的是，如今作为一项被广泛接受的空气管理办法的空气质量标准设定，也曾在英国受到抵制。
当时的伦敦议会是欧盟推行的空气质量标准的拥趸，认为应该吸取大烟雾事件的教训，主动设定标准，先行预防，而不是对污染被动的响应。
但英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并不认同，“我们欢迎改进空气质量的意图，但我们认为强加严格的法定限制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我们相信这样的限制措施在实践中无法执行，会挑战法律的严肃性。”
最终，争议以1995年的环境法案要求政府设定全国性的空气质量标准和目标告终。
“不愿改变的局面依旧存在”
英国的燃煤时代江河日下，泰晤士河边的发电厂各自变身，有的变成了当代艺术馆，有的改建成了高档住宅小区。
如今，让现代人每天清理烟囱、捡回没有燃烧充分的煤块以便再次利用，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作为对1952年惨剧的回应，政府出台法律逐步淘汰燃煤时，还是受到了伦敦市民大面积的抵制。一些中上阶层人士坚持认为壁炉是“英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象征”。
为了根治烟雾，英国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无烟区”和“禁烟区”政策。在重典强治的同时，也开始给家庭燃料转型提供资金补助，体现了伦敦空气治理刚柔并济的一面。
“很难想象，50年前的许多伦敦人居然意识不到不烧煤是多么正确的政策。这和今天很相似。”2002年12月，在伦敦大烟雾事件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前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称，不愿改变的局面在今天依然存在。
当伦敦需要对抗由机动车排放造成的新型污染时，2008年低排放区的设立就曾遭到汽车工业协会等部门的强烈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低排放区以收费和罚款为核心的政策，严重打击了污染严重的大卡车、工程车的利益。
在伦敦东区Old Street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汤姆·莱维特回想起现任市长竞选曾许下的空气治理承诺，觉得很多没有实现。
“伦敦之所以没有实行更严格的低排放区限制，淘汰高污染的车辆，部分因为‘白色面包车男’的不情愿。” 汤姆·莱维特说。
在英国的语境中，“白色面包车男”特指开着一部小型商用面包车工作的人，他可以是管道工、锁匠或是专业货车司机。设置低排放区而导致的罚款显然冲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
所幸政府并不是唱着独角戏。环境保护机构、议会和市政府一边调动政治和商业资源治理空气，一边不厌其烦地向民众灌输“空气污染，人人有责”的观念。
如今，少开车、搭地铁、选择更高效清洁的车辆，对住宅做节能改造，这些措施存在于政府的宣传口号、学校教育和伦敦市民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
如今，当伦敦仍因空气污染饱受批评，英国政府又在面对着第二次艰难的选择，伦敦的民众亦一样面临选择，就像1952年的伦敦大烟雾时的情形一样。
空气数据在此，取用自便
对DEFRA的公务员而言，仅仅在办公室里应付空气污染远远不够。
由于欧盟要求成员国必须向公众公开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DEFRA为此制定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战略和商业计划。
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DEFRA和其他的英国政府部门就试过电邮、电话热线等公布方式。现在则是电话、电邮、网站、社交媒体齐上阵。
“政府必须公开数据给公众，因为公众是纳税人。”艾米莉说。DEFRA在自己的网站上也鼓励市民多访问这些辛苦得来的数据，让数据发挥更大价值。
目前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的一大职责，是在一个叫UK Air的网站及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向公众发布空气污染信息并给出健康指导。
比如，为了让普通人理解抽象的污染指数意味着什么，UK Air用颜色标注出了从1到10不等的空气质量指数。颜色越深表示污染越严重，指数10就指向紫色区域。
和以颜色标注的空气污染指数相对应的，是来自政府健康专家小组的出行建议。在中国访问团到达伦敦的前一周，因为“污染严重”，UK Air曾警告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以及室内需要费力气的活动。这个建议甚至会细致到提醒哮喘患者多喷两次哮喘喷雾。
与很多公司、机构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间上社交媒体不同，发推特是艾米丽的正经工作内容。
2012年5月，DEFRA在推特上开通了官方账号。周一到周五，DEFRA会在推特上每天三次发布当日空气污染指数，周末则改为一天两次。
大半年过去了，这个账号只有大约500个粉丝。知名度赶不上伦敦清洁空气组织。为了解决粉丝量少的问题，DEFRA正在考虑把空气污染指数放在天气预报里，后者是人人必看的内容。
除了推送数据，UK Air这个网站还根据污染程度，向政府提出公共政策建议。
“我们公开空气污染数据之后，其他人就不用再做同样的事了，我们以政府颁发许可的方式，让其他人也能使用政府的数据。”艾米莉解释说，利用社交媒体开放数据给公众和行业是DEFRA的一大目标。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动员起每一个伦敦市民，共同应对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的空气。
原文刊于《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