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开幕致辞中宣称要“向污染宣战”，中国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从中可见一斑。在李克强发言之前的几周里，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一直在高位徘徊。
华北地区整整一周都笼罩在浓重的雾霾里，污染指数达到了危险的水平。虽然政府承诺要采取措施结束严重空气污染，但市民在确保政府负起责任、切实采取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北方工业城市石家庄一位名叫李贵欣的市民近日因空气污染严重对当地政府提起诉讼。民告官此前已有先例——曾有人因企业排放污水而状告政府部门——但本案是第一次有人以治理雾霾不力为由控告一个距离北京如此之近的地方政府。毫无疑问，此案之所以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涉案政府距离北京很近，并且起诉的时机刚好与北京经历严重雾霾的一周重合。
有趣的是，李贵欣要求被告方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约合1000英镑），以补偿其购置口罩、空气净化器和室内健身用跑步机的开支。李贵欣本人解释说，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认识，让大家明白他们都是污染的受害者，而接受企业缴纳税收的地方政府才是受益者。这正切中了中国当下环境污染问题上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要害。
此案消息发布几小时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走访了北京中心城区——这一举动被广泛认为旨在淡化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政府的官方微博随后也分享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同呼吸，共命运。”不过大多数人似乎不买账。
政府机关大楼均安装了空气净化装置，而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居民也在家里购买了空气净化器。不过一台空气净化器售价约为3000美元，许多家庭花不起这个钱。人们另一个应对之策就是用脚投票，选择举家搬迁或者在乡下另外购置一处住宅。但同样，这也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就在富人逃离污染的时候，污染越来越多地流向贫困地区，流向中国内陆。环境污染日益紧密地与社会不公交织并加剧了社会的分化：环境污染给穷人造成的风险往往高于富人，而穷人却没有财力采取预防措施或者治疗污染造成的疾病。另外，污染的环境影响已经日益明显。
当人们有理由相信空气污染会造成疾病与过早死亡的时候，他们开始质疑：“为什么我们要经受这样的折磨？谁在从中受益？难道只能如此？”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公众的关切，并鼓励公众参加对污染影响的测量。新近制定的有关规则规定，官方对污染源的测算数据必须公开。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机构被要求发布空气污染、废水和重金属排放的实时详细数据。但目前，各有关企业只是在受到公众压力的时候才会公布有关数据，披露工作还任重道远。
公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像李贵欣这样的起诉只是多种发声渠道中的一种。地方非政府组织虽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却并非无处不在。向官方和社交媒体表达诉求通常是另一种吸引注意的方式。
公民发起上访，与有关企业谈判，有时还会举行街头示威游行。近年来，宁波、厦门、大连和上海等地的（和平）示威都是鲜活的事例。参与示威者通常精通科技，通过移动电话和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分享污染信息、影响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串通的情况。
在这种或许可以称为“公民科学”的大趋势中，收集污染数据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市民通过验证反应污染严重程度的科学证据，并以数据游说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从而要求提高环境质量。在空气污染方面，草根非政府组织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向市民提供探测空气质量的便携检测工具，漂浮北京（Float Beijing）则用固定在风筝上的小型探测器测定空气污染水平。
上述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在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都默默地忍受着空气污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居民的申诉更不容易为公众所知。这一现象可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地方不满情绪仍仅限于当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公众对与污染问题的忧虑比目前媒体报道所反映的还要严重。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牢记，人与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污染的反应都是错综复杂的。我在工作中就发现，很多居民学会了与污染共存，到头来还把污染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采取措施应对，反而将污染纳入他们判别良好生活的标准中，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根本没法证明污染对自己有害。
当发展的浪潮日益涌入中国内陆地区，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穷困人口的焦虑将与日俱增。除非我们能保证可持续的增长，否则早晚会出大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关乎社会稳定。李贵欣状告地方政府只是一个开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都需要有更多愿意在污染预警中积极承担责任并相信自己不会在此过程中经济受损的人。工商企业需要符合政府制定的有关标准，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公民需要与政府协作，确保上述目标实现。
译者：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