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一场持续一周、波及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大雾霾刚被风吹散了一天，北京又现灰色。顶着雾霾抵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代表、委员，不少人带来了有关大气污染的议案、提案。
数据造假花样多
在推行空气质量数据监测的这一年，一些地方不断曝出监测数据在改善，但环境质量却持续恶化。什么缘故？大气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成为代表委员关注和质疑的热点之一。
据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调查，造假主要通过干扰或破坏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修改参数，不达标的变达标。实际监测的排放浓度是1000毫克每立方米，在软件计算时加了个0.1的系数，结果就成了100毫克每立方米。
二是破坏采样系统。在设备采样管上私接稀释装置，甚至直接拔掉采样探头、断开采样系统，致使监测设备采集不到排放的真实样品。
有些造假手法令人啼笑皆非。“有些排污企业上传给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是‘垃圾数’。”北京一位环境监测设备生产商说，“监测设备电源都关了，但数据居然还在上传！”
一位人大代表告诉记者，北方某市多次上榜“全国大气污染最重城市”，市领导急了，下令严查。可是环保局长很“委屈”地说：咱们的监测探头都设在森林公园里了，怎么污染还这么大呢？
治霾难断利益链
如此公然造假，为何总是制不住？阻碍雾霾治理的利益链难断。
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说，有的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
钢铁是河北省支柱产业之一，曾三番五次被国家要求压产减排。压减多年，这个省高炉总量仍比美国高出6倍，废气排放量高于欧盟总和。
甚至在最近的雾霾期间，环保部12个督查组赴京津冀等地督查发现，“顶风排污”现象仍然存在。
2月21日，环保部有关负责人通报了天津“陈塘热电有限公司”大面积建筑垃圾裸露、未采取防尘措施问题。而通报三天后，这家公司厂房和南侧道路边，上万平方米区域内的建筑垃圾仍未经任何处理。
24日，记者在天津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见到，大型货车正在厂区后面露天倾倒渣石，腾起十多米高的烟尘。
2013年以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力度空前的雾霾防治政策措施，立“军令状”，大笔拨款。然而，在贯彻执行中，和上述案例一样，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
为什么一些地方治霾不愿动真格？孙太利委员认为，“唯GDP论”政绩观是一个障碍，但并非唯一障碍。
2013年，北方某省公安部门发现了企业排污线索，采取行动时却发现，企业早停止了排放，让赶到现场的民警扑了个空。
“有没有保护伞的问题？”孙太利委员说，治理雾霾也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挖出监管不力背后可能隐藏的腐败，有无官员从中捞取过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千丝万缕的利益链，让一些地方治理雾霾时投鼠忌器。应当将“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约束性要求，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
怎样让排污者“不敢、不能”？
然而，法律作为最有效的刚性约束，却面临着诸多的局限。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自2000年以来已14年未修订过，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交错复杂的污染现象和治理困局。
人大代表孙菁说，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一个突出局限性是处罚力度不够，导致排污企业违法成本太低。对查实的数据造假企业，行政处罚额度最高是废气数据造假罚款5万元，这甚至比不上企业一天的治污费用。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建议，处罚要出重拳，让情节严重的排污企业“倾家荡产”。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看来，立法的空白点之一是，治理区域性大气问题的法规比较少。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区域合作治理雾霾的尝试，但“合作”常常局限于“转移”－－把污染丢给邻居，把利益留给自己。结果整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并未减少，自身又反受其害.
让排污者“不敢为、不能为”，还要引入公众监督。长期以来，公众被挡在大气监测的技术壁垒之外。人大代表邓中翰说，应该把监测数据特别是污染源的排放数据放到网上，让社会实时知晓。宋心仿代表说，防治雾霾需要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让公民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发声。
目前，盘点全国29个省份已发布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雾霾”成为仅次于“改革”的第二大热词。3月1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重污染日企业拒不停产或限产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车辆排放超标，处罚最高提至3000元。从舆论到政策的升级，似乎使前景变得值得期待。
原文载于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