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算起，至今不过52年时间。邻避是环保运动的产物，为时更短。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邻避的诉求从西方到东方，从后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席卷全球，显示出强大的动员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
2007年厦门PX事件发生后，“邻避”一词开始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用来描述一种新现象，并表明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早已有之。其后几年中，这个词保持着理性、中立和客观的涵义，直到2014年。针对广东茂名反PX和浙江余杭发垃圾焚烧厂的抗议爆发之后，官方媒体开始暗示，邻避意味着自私、逃避责任，甚至有犯罪的嫌疑。
在这个词被彻底污名化之前，有必要重新思考邻避运动为什么出现在中国，以及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中国的环境事件与政府信息不透明、环境安全缺乏保证和经济补偿不到位三个因素有关。在这一切之上，是公众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无法通过政治程序得到表达，也无法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反馈。这时候，邻避运动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使公众得以表达他们迫切而一致的关切。
根据中国的环境法规，可能存在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应该评估环境影响，并征求公众意见。公众知情并同意，是项目能够继续推行的前提。但事实上，类似项目极少在开工前及时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有些项目——如2013年启动的昆明PX项目，在开工之后，仍以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拒绝公开环评报告。
很多可能存在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在完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已经完成规划立项。2014年3月，杭州发布规划，余杭九峰垃圾焚烧焚烧项目赫然在列，4月，这个设计规模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进入公示阶段。政府的强势姿态最终引发5月7日晚间至5月11日凌晨的抗议。
环境事故几乎无法进入诉讼程序。2011年中海油渤海漏油事件发生后，多地渔民试图上诉索赔，但只有一起诉讼获立案，且事过两年仍未开庭。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环境诉讼设置了极高门槛，并且干脆禁止个人提起环境诉讼。对诉讼资格的苛刻规定出现在一部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法律中，恐怕在在全世界类似法律中都是罕见的。
邻避运动的确能迫使政府和投资者回到谈判桌前。在抗议的压力下，厦门、大连、宁波、昆明的PX项目，番禺和余杭的垃圾焚烧项目，都由地方政府宣布暂停推进或停产整顿，大连市政府甚至承诺，将把中国最大的PX项目大连福佳石化迁离原址。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邻避运动刻意回避组织分工，所以无法与政府进行有效对话，也没有长期持续的动力。冷处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对待邻避运动的标准做法。这导致邻避运动的效果并不确定。事实上，除了厦门PX项目最终迁至古雷半岛，其他项目都在停顿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启动，大连福佳石化的搬迁事宜更是无人提起。
邻避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扩张了中国人的环境意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代价。邻避运动唤醒了中国的地方意识和抗议精神。苏醒的地方意识可能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让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不得不把部分收益用于补偿当地的环境损失。人们也将在抗议中学习更有效的抗议，在抗议中学习对话，直到达成公平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