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冈比亚首都班珠尔驾车出发，驶过一段开阔的道路和几段没有什么车的泥泞小路，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就能到达贡朱尔海滩（Gunjur Beach）。在这个西非的滨海村庄里，人们主要靠小规模捕鱼为生。这里有渔民、拖船工、修网工、造船工、晒鱼工，而且都是男性。
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为当地渔业做出贡献的群体，您就必须绕过卸货点，一直走到海滩后面。在那里，您会发现女人们一边唱着歌，一边处理新鲜的渔获，将它们切成薄片或者小丁，准备一会儿出售或放在装满柴火的大烤架上熏烤。小孩子们在沙子里玩耍，一些妇女的背上还背着婴儿。
贡朱尔的妇女是全球渔业领域中默默工作的女性缩影。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的最新评估，在 1.13 亿从事小规模和自给渔业的人口中，约有4500万是女性。
然而，政策设计中并未很好地将女性纳入考量。粮农组织的评估发现，大多数国家在在收集数据时并未区分性别，从而无法在官方统计中正确地反映女性的作用，而且政府对渔业部门的帮扶计划（如社会保障福利）也基本上没有将女性考虑在内。
渔业中当然有很多角色。粮农组织指出，记录在册的男性渔民数量比女性多。粮农组织在另一份报告中发现，在浅海手工捕捞海产的工作多数由女性承担。据估计，女性占水产养殖业劳动力总数的70%。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可持续发展讲师伊范斯那治·奥卡福-亚伍德博士（Dr Ifesinachi Okafor-Yarwood）解释称，“事实上，她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渔民，或者说她们捕捞的鱼没有被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鱼要么被直接拿回家吃了，要么被卖给了邻居……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几乎被忽视。”
2021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东非马拉维小型湖泊渔业中性别对分工的影响。那种“谁都能干”的工作，即搬运和加工渔获，通常被分配给了女性。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在体力或专业知识上都无法胜任更显眼的角色，例如担任船长或成为商业捕捞船队的一员。
在尼日利亚，女人们不仅卖鱼，还要修补渔网和准备出海的补给。奥卡福-亚伍德说，这项工作往往得不到认可，其结果是，在涉及最终有利于她们的政策决策时，女性常常被忽视。
亚洲的情况同非洲一样，渔民的补贴通常是根据船只登记的信息发放的。然而几乎所有的船都归男人所有。“没有船就不能成为[渔业协会]的成员，”奥卡福-亚伍德说。“因此，重要的是也将女性视为渔民，并让她们加入这些协会，同时参与政府有关渔业管理的讨论。”
在印度尼西亚，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得出海捕鱼。然而，有些女性，例如在北苏拉威西省的比通，有的女性已经从事捕鱼数十年。她们的渔获与其丈夫或其他“正式的”男性渔民打捞上岸的鱼混杂在一起——而获利皆归于这些男性。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一直试图通过帮助女性注册为正式渔民来解决这一问题。
“女性并没有被视为‘真正的’渔民，”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性别与发展研究教授草部恭子（Kyoko Kusakabe） 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女性助力可持续渔业
亚洲和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红树林资源。红树林是小型海洋物种的避风港，单是对印度尼西亚约 89.3万名小规模渔民来说，就至关重要。据估计，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分别有 82%和 89%的渔民主要在红树林及其周围捕鱼。
这些沿海树木的根部和树枝还能吸收和储存二氧化碳。事实上，每公顷红树林的储碳量是陆地森林的 10 倍。为了给养鱼场、稻田、橡胶和油棕种植园以及其他农业形式让路，全球的红树林正以每年1-2%的速度被砍伐。在过去十年中，每年有超过 2.1万 公顷的红树林消失。
在冈比亚，女人们经常在黎明时分驾着小船在冈比亚河（Gambia River）的红树林中穿梭寻找牡蛎。捡到的牡蛎要么拿到市场上出售，要么给家人食用。在这个国家，牡蛎贸易完全由女性经营。然而，女性在红树林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却很少得到认可。
“是女性保护了红树林。她们非常了解红树林。如果没有从这个方面真正考虑女性的作用，也没有试图保护她们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漏掉了所有这些重要信息以及该地区的渔获信息。” 草部说。
认识到女性在其他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有助于提高渔业管理的可持续性。例如，在坦桑尼亚，章鱼渔业一直由女性主导，直到这个产业开始商业化并由男性接手。女性将她们的捕捞量下降归因于男性能够潜入更深的水域。过去，这些水域是章鱼的避难所。如果当初认识到了女性的作用，政府主管部门就可以更好地对深水域捕捉章鱼进行管理。
回到冈比亚的贡朱尔。自 2016 年一家鱼粉厂开业以来，女性越来越被边缘化。男性将捕到的最便宜的邦加鱼（bonga）直接卖给鱼粉厂，而不是卖给妇女。卖给妇女的鱼通常之后会被转卖到本国市场和家庭。鱼粉厂出的价格更高，并将买到的鱼磨碎后运往国外喂养养殖动物。妇女的购买力无法与工厂竞争，因此供应当地市场的鱼量减少，价格上涨。
疫情救助政策忽视女性
在某些情况下，可持续渔业政策可能不利于女性的活动，立法者需要考虑如何让女性参与进来或减轻此类影响。在萨尔瓦多，由于繁殖地枯竭，社区领导人禁止在河口捕鱼。受这一举措影响的主要是妇女，因为海岸线和河口是她们活动的主要范围。
“女性主导的环节实际上是在捕捞完成后，这也是她们被忽视的地方。” 拉各斯州立大学（Lagos State University）渔业系高级讲师卡法亚∙法科亚（Kafayat Fakoya）说，“大部分政策都集中在提高捕捞环节的能力上。” 法科亚参与撰写了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考察了小规模渔业传统数据中那些被忽视的人群的贡献。
“关于女性活动的研究太少了。大多数研究的是与 ‘真正的捕捞’相关的内容。” 草部恭子同样认为：“从性别角度研究渔业还存在很多空白。”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ED)可持续市场首席研究员、小规模渔业专家克里斯蒂娜·皮塔（Cristina Pita is）认为，这个行业的女性被忽视导致她们在渔业组织和其他决策机构的代表性不足，“最终，这些不平等现象导致女性在面对气候影响、自然灾害、新冠疫情、过度捕捞等冲击和压力时更加脆弱，”她补充道。
在加纳，女性不仅从事鱼类加工的工作，有些还做小额信贷的业务，借钱给渔民，让他们购买出海打渔的补给。去年，加纳因新冠疫情禁渔一个月时，当局努力向船主及其船员供应大米和油，却没有考虑同在这条价值链上的女性。加纳今年实施了同样的捕鱼禁令，但引起了强烈抗议。结果，男性和女性都得到了食物救济，以补贴他们的收入损失。
渔业专家强调，需要更好地研究和记录女性对渔业部门的贡献。“如果人们不提，那么政府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就不一定会考虑 [女性]，”奥卡福-亚伍德说。
她们之所以经常被数据遗漏，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在该领域从事的是非正式的工作。而且，就像在冈比亚一样，加纳的研究人员往往去的都是渔获登陆点，而不会去更远到妇女们工作的地方与她们交谈。
政府也并非没有责任。奥卡福-亚伍德说，整个渔业价值链中女性的工作人数比目前数字显示的要多。但要将其全面地体现出来“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你没有照顾到。”她补充说，数据不完整对政府来说是有好处的。
在墨西哥，许多在小型渔业部门工作的女性也无法从政府提供的疫情复苏一揽子计划中获得帮助。官方统计估计墨西哥只有8%的渔民是女性，但。正如沃尔顿家族基金会（Walton Family Foundation）所描述的那样，女人们要为丈夫修理渔具，为浮标刷油漆，收拾要卖的渔获，还要负责吆喝和售卖。然而，政府的政策只照顾到了她们的丈夫。女人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来应对收入的急剧下降，包括上门兜售海鲜。
墨西哥民间社会组织“社区与生物多样性” (Community and Biodiversity，简称COBI) 的一项研究表明：“疫情封控导致家庭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也影响了女性的健康和社区的整体福祉。据报道，家庭中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有所增加。”
为何女性受到剥削和虐待？
在一个传统意义上仍被视为是男性领域的部门工作，女性面临着无数挑战。奥卡福-亚伍德指出，她们经常被排除在国家机构的财政和其他支持之外。她们可能既没有足够的钱来建立自己的捕鱼买卖，又面临着全球市场动荡带来的更严重的冲击。这使她们的收入得不到保障。为了维持生计，她们也更容易以身犯险。在加纳，当年轻女孩或妇女没有钱从渔民那里买鱼拿到市场上出售时，一些人会通过性交易来获得渔获。奥卡福-亚伍德指出，由于性交易等问题，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渔业社区的 HIV 感染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是，现有的市场结构限制了沿海社区的经济收益。IIED 的皮塔说：“其中一个问题是海产品往往是攒到一起出售的。”她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小规模渔业的大部分渔获，尤其是高价值海产品，最终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而且原产地不详。
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在泰国，海产品行业严重依赖移民工人，女性往往被分配到最不稳定、薪酬最低的职位。达到最低工资或更高工资水平的男性大约占 73%，而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女性只占 48%。她们面临被管理人员扣留身份证件、遭受强迫劳动虐待的风险也更大。
解决妇女受剥削问题需要政府积极教育雇主和男性家庭成员，让他们了解妇女在小规模渔业中创造的价值。IIED 包容性经济研究员安娜·杜克洛（Anna Ducros）解释说，他们需要了解“为女性渔业工作者提供工作保障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可以带来什么好处。”。
“为了让性别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更深入地了解女性是在小型渔业价值链的哪个环节上创造价值和利润的，” 杜克洛补充道。“政府可以呼吁并支持这项工作，并为以性别为切入点的研究提供便利或资金。”
点名批评政府可能还意味着能更好地将女性纳入数据收集，从而使政府的政策，比如像加纳所做的那样，向渔业社区提供的粮食援助和一般性补贴等，能更好地惠及女性。
专家表示，解决办法是从更广泛的民生角度来审视渔业。“捕鱼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职业；收入时好时差，” 草部说。“正是因为女性做了许多其他工作才使收入能够稳定。”她指的是女性在淡季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政府需要支持女性更公平地参与到渔业部门的工作中去，让她们更轻松地参与渔获的买卖和捕捞，而不会遭受不公平的劳动待遇和性剥削。女性获得低息信贷也很重要。 奥卡福-亚伍德说，可以建立金融组织，例如信用合作社、银行和合作社，专门以女性可以负担得起的利率向她们提供贷款。
草部解释说，最终，渔业管理应该收集所有非捕鱼活动的数据，例如除鳞和洗鱼或织网，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渔业社区”和女性在其中的作用。
翻译: BAI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