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哥本哈根会议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失败。但是现在重要的不是指责，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有机会促成21世纪第一个全球气候协议。
现有的承诺即使得到百分之百的落实，到2020年也只能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9%到14%。要把全球气温的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这种程度还不到所需减排数量的一半，更别提防止上升3到4度了。如果气温升高这么多，南欧将变成半干旱地区，亿万人的生计和水源供应都将面临断绝的威胁。
有人说，金钱就是协议达成的阻碍，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于“增量成本”的估算，大家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800到1200 亿美元，总共约为1.5万亿美元。如果能够拿出这笔钱，就兑现了富裕国家为增量成本提供资金的承诺，弥补国家预算、国际援助和私人投资的不足。
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据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估计，经济衰退在短短一年之内导致全球产出减少3到4万亿美元。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闭幕式上说，所有主权国家总共要花费约5万亿美元才能爬出全球衰退的泥潭。换句话说，到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总成本，实际上只有这短短几个月中金融动荡损失的12%到15%。
如果用低成本的长期主权债务的形式进行，富裕国家实际上每年只需要分担150亿到200亿美元就可以在10年时间里凑够这1.5万亿美元。要知道，这对于总年收入500万亿到600万亿美元的富裕国家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还不如它们每年花在宠物食品上（400亿美元）的钱多。
短期经济及其相关的政治能够更好地解释我们的失败。这场博弈当然会有失败者，就是那些不能收拾自己烂摊子的重污染产业，以及那些恋栈污染产业或者无法改变国民不可持续行为的国家。但同时低碳增长也孕育了一些潜在的胜利者，而且打发失败者的成本也微不足道。
然而，短期的失败者在积极活动。据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估计，在华盛顿有超过2600个反对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企业游说者在活动。美国反对者们持续的公共活动使得相信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的公众数量不断下降，2009年从72%降到57%。
欧洲尽管一向在气候减缓承诺中起到带头作用，但东欧领导人的立场倒退使欧洲“开明旁观者”的光彩大大退色。而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主张的西方历史责任虽然是正确的，但它们对短期目标的执著和对富国承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产生了负面效果。要知道，大自然的底线是无可退缩的，这个底线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采取彻底的集体行动，所有的发展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对当前任务的误判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推进性的力量都认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在主权国家谈判和管理下，达成一个约束性的国际协议。但是，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教训就 是不要让自己的叫卖所愚弄。要达成全球协议，也许还有更有效的方式。事实证明，所谓的带有“主权约束力承诺的” 全球协议从来都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好是坏，那些已经缔造了历史的力量都更加低调，包括： “强权就是公理”、对“相互确保摧毁”的担心、建立在自身利益上的单边行动，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偶尔的公民直接行动。
人们期待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协议，依靠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承诺实现减排，并对发展中国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进行资助，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 现了。许多人都不愿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担心这会影响我们共同努力的愿望，担心正中那些不愿意达成协议人的下怀。但是，进程迄今显而易见的失败让这些担心显得毫无意义。
要达成协议，必须从实践开始，然后才能逐渐形成原则和规范。这主要存在三个原因。首先，要在将近200个主权国家之间达成复杂的协议本来就是痴人说梦，眼前的气候和贸易谈判足 以说明一切。其次，主权国家之间的所谓约束性承诺实际上一文不值。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赤字、竞争和补贴规定随随便便就被扔到一边。第三，所谓经过“ 全球演绎”的协议过于注重无所不包的机制以及相关的制度性安排。几乎在所有个案中，这些都会由于官僚机构、政治干预、寻租行为甚至赤裸裸的腐败而失败。过去半个世纪中总额达到5万亿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要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基于自身利益的单边行动、再加上可能的国际合作支持，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
当前的迹象是鼓舞人心的。中国的5000万辆电动车，以及每几个小时便有一台新风力发电机投入使用的事实，正是上述单边行动的明证。另外，巴西关于制止森林破坏的单边承诺，印度雄心勃勃的国家太阳能计划都是如此。欧洲也发起了地区性的单边行动，率先进行立法试点，建立一个覆盖全大陆的碳交易机制。
这些行动并不是全球协议的“替代品”，而是达成一个国际游戏计划唯一可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与其不切实际地空想一个“全球协议”，不如脚踏实地面对真实发生的情况。这并不是作为备胎的“B计划”，而是真正有用的“A计划”。
那么，“把注意力放在促进国家行动上”在实践中如何体现呢？我在这里想强调三个特别的要点：
* 低碳增长与发展：AcountAbility公司将于2010年1月启动一个名为“国家气候竞争力指数”的项目，追踪并鼓励朝向低碳路径的进展，指明每个 国家在低碳未来中发展和繁荣的走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促进类似的努力，当然，不是作为官样文章空空地规定一下海市蜃楼的资金援助，而是投射为一 个国内进程，树立人们的意识、选民支持和战略。
* 快速启动俱乐部：我们只能更加依靠暂时的“俱乐部”来促发雄心勃勃的早期行动，而不是张罗着构建什么包罗万象的永久性机制，这些机制很快就会变成问题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由国家或私人行为体构成的“俱乐部”，我们吸取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教训，可以更好地完成在能效、太阳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以及避免森林破坏等关键领域的行动。一个“快速启动基金”可以支持这些行动，使即刻行动能够得到鼓励、种子基金和重视，这应该成为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特征，而非细枝末节。
* 全球性税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十年碳市场有可能出现巨大的缺陷和分裂，因此我们确保早期而强大的碳价格信号的唯一希望就是强制实施碳关税，至少是在 美国和欧洲实行。我们知道这将成为一个动摇全球体系的政治炸弹，但这个认知不会让我怀疑它的功效，技术上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挑战也不会让我动摇。如果把所有最不发达国家(LDCs)完全排除在外，并且把明确达到承诺以外进展的生产部门层面协议排除，公平和期望中的效率都可以得到实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曾经指出，有缺陷的均衡解 决方式还不如精心设计的不均衡方式有效。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带有承诺和目标的有效全球协议，我肯定要第一个热烈鼓掌。但这只是一个妄想，而且是一个很危险的 妄想。我的三个建议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能并不正确或者并非最重要的。但重要的一点是，21世纪的解决方案中，世间应该引导并生成规范 ，而非反过来。这在理论上是第二选择，但实际上却是达到我们必要目标的最佳路径。
作者简介：西蒙·扎德克，AccoutAbility公司首席执行官。（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