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末，中国山东费县传出一则“剧毒花生”的新闻，花生中的残留农药致人死亡。此消息后被官方查证为谣言。人们继续放心大胆地食用花生，但花生种植中的严重问题并没得到解决：使用剧毒农药和农用薄膜。
种植花生的农民知道，许多因素能让花生减产，比如金龟甲幼虫(当地群众称之为“大牙”)。对于大多数农民，应对减产的方法只有使用毒性够强的农药，比如国家早已禁用的“六六六”。此外，为了保水保肥和防杂草，农用薄膜（农膜）被广泛用于花生及一些其它作物种植。但由于收集困难，绝大多数废旧农膜使用完即被丢弃在土地上，造成土壤污染。
“我们的农业生产，切断了生态系统循环。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让它重新回归并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兼中外对话的专栏作家蒋高明这样说道。
自2007年起，蒋高明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租用农民40亩耕地，建立“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开始探索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生态农业模式，试验生产中国最“纯正”的有机食品。
生态农业的概念兴起于欧洲，至2000年，已有141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目前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加强，中国也开始追赶“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的时尚。然而高昂的价格和认证的良莠不齐，让许多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既不舍得，又不踏实。
“我们全面停止了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根本不用转基因，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示出来了。”蒋高明说。
蒋高明做生态农业并非赶时髦。事实是，他觉得如果中国的农业再不走上生态之路，日益贫瘠的土地将失去最后的肥力。如同许多经济活动未把环境效益计算在内，土地的效益也被农业生产长期忽略。农膜、化肥、农药、杀虫剂，使土壤由“黑”变“白”。
然而完全不用农药，真的行吗？农药自发明以来就在防治病虫害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奇迹”里面，包含每年120万吨以上的农药使用量。
“老百姓种花生施加剧毒农药花费的费用，每亩约50元，但依旧控制不了虫害。而我们控制虫害的成本远低于剧毒农药。”蒋高明称。在弘毅生态农场不大的试验田 里，两盏发出特殊光谱的脉冲诱虫灯，替代了农药和杀虫剂。“诱虫灯不能消除全部昆虫，但每年坚持诱捕，会达到生态平衡，即这个物种还在，但不再对作物造成 危害。”
农场最多时每只灯每晚可捕获4.5公斤各种“害”虫。但由于生活习性的原因，这里一年只有70天左右能捕到虫子。今年，弘毅生态农场总共收获了100多斤富含蛋白质的幼虫做饲料补充。
此 外，农场用人工或割草机除草，来喂养蝗虫和淡水鱼，而不使用除草剂。这两项收益可以提供两个农民全年就业，等于蚂蚱和鱼给农民发了除草的工钱。农场饲养的 120头肉牛利用秸秆做饲料，牛粪进入沼气池，提取能量供应农场使用；腐熟的牛粪和沼渣沼液还田，用牛来生产优质有机肥料。
蒋高明的研究认为，中国化肥使用总量的70%都未能进入农产品而白白浪费，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中存在严重的化肥施用过量，而生态农业概念能够将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改为“低投入、高产出、无污染”。
靠提高土壤肥力和生物方法生产的有机食品，能比普通农产品成本更低么？农场的有机粮食和蔬菜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普通粮食和蔬菜的3~5倍，而山东平度的韭菜和芹菜卖到每斤20元。
然而有人认为，蒋高明提出的“低成本”是可能的，这个人是日照益康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战培林。他的公司生产的微生物有机肥，是用海带加工中的废渣和从日本引进的微生物菌类发酵而成，试验证明并不逊色于化肥。但他认为，国家在化肥上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削弱了生物肥料的市场竞争力。
不过对于蒋高明的生态农场，战培林觉得生产与市场的对接仍是问题。“一旦产量扩大，就会发现市场还很小，除非用于深加工，提取动物蛋白。”参观完蝗虫饲养棚 的战培林说。他认为单一农户走多元化农场的模式意味着较高的管理成本和营销成本，而在食品安全的法制和审查水平仍有待提高的现状下，改善中国农产品质量， 唯有走企业化道路，靠管理和企业信誉解决农产品无可追溯性的问题。
农场正帮助农民蒋高钰尝试林下养鸡，利用被称为“生物位”的植株间隙放养肉鸡。“理论上讲，生态农场的规模越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就突出，管理的成本就越小，带动的就业人数就越多。”蒋高明说。他的近期目标是发动老百姓拿出100亩做有机农业；远期目标是将整村的1000亩地连同村落做成生态农庄。
除了花生，弘毅农场里还种植有近20种有机粮食和蔬菜，如小麦、玉米、大豆、绿豆、韭菜、芹菜、土豆、葱、蒜等等。这些过去农民家里用普通种植方法收获的作 物，被贴上“有机”的标签，定义为标准最严格、质量最高的农产品，明确要求生产中绝对禁用农药、化肥、添加剂及人工合成物质。似乎在经历了化学添加剂带来 的增产喜悦和过量使用带来的担忧，面对日益变质的土壤，中国农业的探路者们下了决心，与化学添加剂彻底绝缘。
虽然第一茬玉米因为“芽涝”而产量不佳，但蒋高明和他的学生仍怀有很大信心。他们认为，发展有机农业需要耐心和不断尝试。正是“急功近利”，使得农业长期忽视了“养地”的重要作用，换来的是被化肥、农药和农膜污染的土壤，板结、贫瘠、不可持续。
蒋高明认为，弘毅生态农场的“标杆”意义远高出其经济意义。然而农民不能靠信心维生。只有可靠的示范和收入的刺激，才能说服他们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
许多农业专家正在同蒋高明一道艰难尝试，期待以生态方式拯救土地和农业。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863计划“新型多功能生物肥料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的课题已进行了七年。袁隆平，这位79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盼望到他90岁时，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而现在，对于13亿人而言，不但吃饱，而且吃的健康，还不那么容易。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分部执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