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后,随着中国工业化捕鱼的迅猛发展,鱼类种群数量锐减,而栖息地的广泛消失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中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如今通过推广“海洋牧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做法主要是将幼鱼投放到海中让其自由生长,待其长成后再进行捕捞。这个过程中往往还要建设人工鱼礁,作为幼鱼及其它物种的栖息地。这些措施对于恢复中国正在枯竭的鱼类种群,修复其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造福人类和大自然,是否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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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后,随着中国工业化捕鱼的迅猛发展,鱼类种群数量锐减,而栖息地的广泛消失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中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如今通过推广“海洋牧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做法主要是将幼鱼投放到海中让其自由生长,待其长成后再进行捕捞。这个过程中往往还要建设人工鱼礁,作为幼鱼及其它物种的栖息地。这些措施对于恢复中国正在枯竭的鱼类种群,修复其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造福人类和大自然,是否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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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美诗:欢迎收听1986系列节目的第四集,我是龙美诗。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国如何在1986年改革开放期间通过《渔业法》,以及如何打破过度捕捞带来的恶性循环的故事。
第三集回顾
王松林:我认为中国水产养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淡水池塘养殖,这是有历史记载为证的。
伊冯·萨多维:现在人们仍在捕捞,但同时也在进行渔业增殖和养殖,同时两手抓。
周薇: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总渔获量的30%都是幼杂鱼,另外75%的幼杂鱼都是经济鱼类的幼鱼,这种捕捞行为只会让过度捕捞问题更加严重。
龙美诗:在第二集我们提到了中国渔业补贴,在2013年国家支出了高达65亿美元的燃料补贴。很多国家仍有这种渔业补贴,除非其彻底消失,否则过度捕捞问题可能会持续存在。但正如王松林在第三集中说的那样,中国海洋渔业正朝着 “海洋牧场”的方向发展。
约翰·弥米卡基思:我是美国环保协会的海洋保护项目官员,我叫约翰·弥米卡基思,负责促进亚洲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所以过度捕捞不是中国海洋渔业面临的唯一挑战,还有严重的生境丧失。过去40年间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但付出的环境代价也相当大,超过50%的沿海湿地丧失了,还有57%的红树林和80%的珊瑚礁也消失了。这些生境曾是中国水域多个物种繁衍生息的关键所在,是它们觅食、产卵、育苗和越冬的栖息地。所以虽然防止过度捕捞确实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中国着实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生境修复和整治,以恢复这些关键的生态系统功能。
龙美诗:进入海洋牧场…
约翰·弥米卡基思:我和中国科学家交谈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海洋牧场需要种植海草、投放人工鱼礁、以及增殖放流等很多活动。我认为海洋牧场面临着许多潜在的挑战,但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是修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一种方式,有助于重建健康、丰沛的野生鱼类种群。
龙美诗:海洋牧场是一种水产养殖方式,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当时的目标也和现在一样,就是在海底种植人造鱼礁以修复海洋鱼类种群,但方法更为原始:将旧船、混凝土板、甚至旧地铁车厢沉入海中——总之用一切方法鼓励藻类生长或改变海底水流。今天中国的方法更加科学。
张春:海洋牧场建设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渔业资源,一个是为了恢复我们近海的海底环境,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期间,过度捕捞是非常严重的。
龙美诗:张春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编辑,她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
张春:农业部其实是有一个规划(推进海洋牧场建设),所以在这个农业部的数据里面,他们交代了到去年的十月份,中国大大小小的海洋牧场大概有200个左右。然后有42个左右是国家级的海洋牧场示范区,这个牧场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从北到南,基本上每个省份都有。只不过北方要稍微多一些,辽宁和山东是最多的。
龙美诗:北方海域更平静、更浅,南方则更深、更汹涌,所以中国海岸的海洋牧场并不都是一个模样的。大连大学教授田涛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人工鱼礁的生态和鱼类行为。
田涛:北方和南方建设的示范区,从建设的目标,包括建设的主体稍微有点差别。从北方来讲,因为我们很多海域都是由政府承包给个人或者是企业,所以他们的建设模式基本上是投放鱼礁、增值海珍品,包括海参、海胆和鲍鱼,因为这些产品经济价值比较高,所以企业投入包括回收,他能够有这个积极性,有这个效益所以企业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南方来讲的话,大部分还是以公益型的海洋牧场为主,由政府主导建设来进行管理,所以他主要是关注生态效益,怎样去恢复资源,修复这个环境。北方投放的人工礁体可能就偏小一些,而南方相对就比较大一点,对于鱼类的养护就比较有效。
龙美诗:人工鱼礁用于模仿天然礁石,作为鱼类和海洋生物的栖息地。但只投放人工鱼礁够吗?
孙斌:海洋牧场建设是必须要进行增殖放流的,但是增殖放流并不一定要放在海洋牧场的海域里面。人工的增殖放流单纯是为了增加资源量的。
龙美诗:这位是上海大学教授孙斌,他曾在韩国从事海洋牧场的研究和工作,并获得水生生物学博士学位。
孙斌:所谓增殖放流是由国家级的一个养种场,或者省级的养种场,包括水产研究所进行的。各个地方都有水产研究所,他们进行的一种类似于公益行为的一种行动。
增殖放流的这些鱼类是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可能给以捕捞为职业的渔民一个更好的收入来源,也有一部分目的是增加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毕竟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挥霍已经比较枯竭了。
龙美诗: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通过海洋牧场示范区来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建造人工鱼礁对海洋而言是可持续发展吗?
孙斌:人工鱼礁确实是海洋牧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并不是不可或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如果要去修复或是恢复一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人工给予的这种干扰越小越好。投礁本身会当地的底栖生物的多样性会有一定的影响,生活环境会打乱掉。
人工鱼礁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工鱼礁的材质上,人工鱼礁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主要是混凝土的,如果不经处理直接投放的话,对海洋的酸碱平衡会有影响。
龙美诗:根据中外对话的报道,到2016年中国海洋牧场的面积已达850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北京的大小。中国新的“十三五”规划期间计划在海洋牧场试点项目上投资约30亿美元。
孙斌:本来海洋牧场应该是做渔业资源养护和资源修复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海洋牧场,国家都在鼓励个人企业去兴建和构造,所以企业本身就是一个阻力。因为他们不管是生态效果还是环境效果会是怎么样,他只要达到国家领取补贴的指标,他就会很盲目地去做这个事情,前期的调查或者是鱼礁的验证都会省掉,这个对国家而言是短视的做法。
建设海洋牧场,目前只有山东省有一个地方标准,但是他的地方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也只是一些海洋牧场建设的区域和水深是多少、还有建设的规模、以及设定建养护型的还是休闲型的。
但是真正要牵扯到鱼礁的投放效果,对整个环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需不需要去监控和维护全国海洋牧场的系统,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内容规定以及其标准都是缺失的。
王松林:我认为我真正担心的一块是环境影响评估,这个过程是不透明的。我猜想对于环保界有着不同想法的研究人员来说,他们没有机会来影响这个决策的过程,我认为这就是隐藏的风险所在,尽管中央的意愿是明确的,也绝对是环保的。
龙美诗:这位是青岛海洋保护学会主席Ocean Outcomes中国项目主任王松林,他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并在过去15年间不断致力于研究中国海洋养护问题。
王松林:我认为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需要更多的海洋保护区。然后这个过程就像人工鱼礁或者海洋牧场一样,也是依靠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领导,靠他们推动的。
因此当一些科学家试图提议新发现的海草床需要设置为保护区的时候,他们发现决策者都热衷于把它变成牧场。
我应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肯定是必须的,所以海洋牧场需要是生态友好的,生态利益应该放在短期经济效益之前,而且决策需要一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龙美诗:国家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把科学和环境保护列为海洋牧场建设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新政策交由省和地方一级政府落实,由他们负责海洋牧场许可证的发放和监督。银行贷款和资金也由地方和省一级发放,但拥有海洋牧场长期许可证的公司是有内驱力去做得更好。
王松林:公司持有牧场15年,他们肯定非常渴望至少在这15年间有很好的收获。这样他们就有动力确保只捕捞成鱼,并可能会付出更多努力去保护种鱼。
龙美诗:日、韩等国在海洋牧场技术上更先进。这让我不禁想问,中国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再次有请田涛。
田涛: 我们国内目前近海来讲的话,海洋牧场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因为野生资源破坏得很严重、衰退得很严重。总体来讲,我们讲三句话:科学的规划、科学的建设、科学的管理。拿我们国内来讲的话,我们在没有完全了解环境生物情况就盲目的建设海洋牧场,但是对于日本韩国他们比较关注这一块,在建之前会先进行科学的规划。
然后在科学的规划之后才是科学的建设,那么建设这一块我们国家已经做得不错了,那么再一块就是科学的管理。
我前两天去韩国的统营海洋牧场,它实际上已经建了20年了,从98年开始到现在,二十年。每年都是在做这个监测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国内来讲很少有做到这样的。
龙美诗:所以中国的海洋牧场面临着一些机遇和挑战,让我们听听孙斌怎么说。
孙斌:我只想说不管是国内或是将来在其他地方建设海洋牧场的时候,它的科学背景应该论证得再完善一点,也不要放到某个个人企业老板手里。 因为这片海不是属于某个企业的,这片海是我们全人类的。
《1986 》系列播客节目由“可持续亚洲”和“中外对话”联合制作。
《1986》由龙美诗创作并编写脚本,中文版本由区玮恩制作。特别鸣谢林丽婷, 约翰·弥米卡基思和吉尔·巴克斯特。感谢卡森·朗和金赛·朗为节目提供的美术设计。引言和结语部分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均由亚历山大·莫贝森利用回收废弃物改造制作而成。最后也特别感谢本系列播客节目的中文配音孔宪晖、 陈彤、区玮恩、郑逸雯、郑阳和王宇阳, 谢谢大家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