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总理李克强1月份对欧洲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访问。期间，他从西班牙采购了葡萄酒和橄榄油，在德国与大众和梅塞德斯—奔驰签订了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但这位未来中国总理欧洲之行中真正引人瞩目的活动却是他对英国毫不起眼的小镇——沃特福德的可持续住宅开发的参观。
李克强对英国绿色建筑部门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将让英国政治家们更加兴奋，他们已经在为中英间的一个新协议而欢欣鼓舞，这个协议将让英国在中国去年8月提出的在八个城市加速降低碳排放的“低碳试点”开发中获得一席之地。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休恩在宣布这一协议时说：“让中英两国实现绿色增长，对繁荣、环境和我们的能源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
休恩还提到了进一步的安排：今年4月，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他曾经说过 “世界正面临一场关于能源的战争，中国将处于第一线。”）将访问伦敦，与某个团体商谈英国建筑企业参与中国绿色城市建设的事宜。双方（中国方面就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MOHURD）在去年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将要接待仇保兴的这个团体就是中英生态城市及绿色建筑工作组，其副组长阿兰·凯尔接受了中外对话的采访。凯尔是一位“智能”建筑技术专家，他曾经监督了香港、北京和昆明的可持续展示场馆的建设。在采访中，他说英国的各大国际行为体将帮助提高中国绿色建设浪潮的可靠性。
“坦白地说，中国的很多活动都是徒有其表，”凯尔说，“它们在宣传上都非常高调，都有一些被认为是‘低碳’或者‘生态城市’的东西，但这些热情却很少能转化成实际，顶多是一种普通的商业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参与到规格和标准中去，并且加入到落实过程中，帮助中国人实现自力更生。”
这里的商业性也很强。该小组的成员至少包括了25家英国的顶尖建筑、设计和房地产公司，再加上三所大学，它是政府和产业联合推动英国绿色建设专家力量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最新典型。这一次，它的主要着眼点是那些宏大的“生态城市”计划上，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现有城市中心附近的大型卫星城，既作为可持续社区也作为尖端设计的橱窗。据《经济学家》杂志报道，截至2009年，中国大约有40个左右左右类似的在建项目，由于缺乏一个清晰的“生态城市”概念，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可靠的数字。
市场的诉求显而易见。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09年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有3.5亿新城市居民，而这时中国应该已经实现了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英国并不是唯一努力挤入中国市场的国家，新加坡更加领先一步，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写入了华北的一个项目名称：中国—新加坡天津生态城，这个项目投资高达40亿元（6.07亿美元），将以一块受保护的湿地为核心，进行城市建设。政治家和产业界的雄心被停滞的国内市场所消磨，面对一个可靠的绿色议程他们能坐得住吗？换句话说，对生态城市市场的国际争夺能让中国环境真正受益吗？
凯尔认为实打实的商业化的确是一个带来切实利益的有力途径，尤其是因为底线的压力意味着企业会推动落实而不仅是讨论，推动大规模交割而不仅是示范：“这些就是我们正在打交道的商业企业。它们准备好一笔资金投入用于能力建设，但一到紧要关头， 它们的兴趣是商业项目，而非示范。我的基本假设就是：我们必须与商业交割建立联系，否则所有的讨论都是徒劳。”
但是，近来的情况表明，国际企业在中国的可持续热情并不总是能够产生可持续的成果。中国生态城市的样板——东滩是一个最有力的例子。它位于上海附近的一个脆弱的湿地区域，由英国的工程巨头Arup公司设计。其规划中包含了零排放的交通、能源自给系统，力图在2050年达到曼哈顿三分之一的面积，这个项目赢得了国际性的赞扬（尽管其选址是在脆弱的湿地），但它却从未真正启动。
黄柏峪是另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这个位于辽宁本溪的“生态示范村”由美国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设计，总共有42座房子。项目早在2008年就完成了，但是远未达到承诺的标准，一位一直关注该村变化的美国人类学家梅嬉蝶转而公开对它进行批判，她在博客里写道：“对于那些所谓黄柏峪的模范生态村成功发展的光辉经验，我实在再也读不下去了，心里只有愤怒和失望。”
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吗？凯尔认为并非如此。他说东滩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必须谨慎选择项目。“没错，（东滩）确实存在地方财政和政治上的问题，单我们从北京得到的信息是他们并不支持东滩项目，它并没有被列入国家规划。对此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解读：如果要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同时做工作。因此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合作展开工作，以便理解和影响他们的生态城市标准；一方面在省市层面开展工作，以便确认真正可做的项目。”
他补充说，为了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必须强调项目的“生命周期”，确保计划的切实可行，从最初的融资到完工后的管理，能够从头绿色到尾。他说：“我从住建部得到的最新说法就是中国越来越需要创立一个设施管理产业，因为他们虽然在不断建起新的（生态）建筑，但它们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凯尔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到中国一座崭新的最先进的会议中心开会，这里看起来实在金碧辉煌，但室内温度却让人无法忍受，就在我发言的中间，竟然有一个男人搬着个大纸箱走了进来，接着开始在墙上凿洞，往里面塞了个窗式空调，而且就在讲台的后面。这个小插曲从某种程度上充分体现了挑战的所在——你盖起了那些建筑，也必须让它正确地运转。”
凯尔的团队是否能够在实践层面上做到这一点还是个未知数。他们的谅解备忘录写得非常好，但到了实际项目中，进展却非常有限。但是凯尔仍然寄望于3月份一个贸易代表团来华时能够在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 (CZT)的项目上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城市群在推动绿色产业的同时，还将努力 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样板。
至于这些项目在长远上是否会帮助中国应对其可持续性挑战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大卫·泰菲尔德是兰开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中国低碳创新的专家，尽管他非常支持生态城市的概念，但也担心这些备受瞩目的项目所面临的政治敏感问题将让其“不过是个模型而已”。他也指出了经济上的挑战：“底线就是，尽管中国对清洁居住空间的要求很大，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付出额外高价住在一个生态城市里。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中国的生态城市又怎么可能不沦为一个单纯的奢华富人区？”
凯尔认为，只要有了正确的领导、标准和国际援助，中国生态城市的“生态”就会落到实处。这也是人们所期望的。
奥莉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