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开幕之前，徐楠、张春代表中外对话专访了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夏军。作为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对中国水情及其面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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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对话：中国的水资源的基本特征是总量充足分布不均？
夏军：总量不一定充足，在全球总量排序中位次还算靠前，但人均就差多了。中国人口多，尽管这些年经济发展在全球还算不错，深层次问题现在还是比较多。
中国处在季风区，一年中的降水量集中在汛期，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非常强。区域结构产生水资源的矛盾，因此常见南涝北旱。华北和东北出产全国三分之二的粮食，一马平川，光照条件好，但偏偏缺水，水土资源配置不好。气候变化又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这些矛盾。
因此，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比较复杂，面临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中外对话：围绕近些年来广泛的调水工程，这几年有较多社会关注甚至争议，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区域调水的作用和各方面影响？该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普遍上马的调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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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军：国家层面的一些调水工程，对发展中国家非常必要。
中国不像欧洲很多国家，降水量在一年中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在中国，要把汛期多出来的水想办法存储下来，用以应对旱季。前几年的西南大旱中就可以看出：在有些地区，饮用水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如果设施跟上去，即使发生干旱，也还是有必要的调节能力的。
所以，一些人为调控的水利设施还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把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调节过来。当然，必须协调、平衡好它们的生态影响。不修大坝水库，能存储调节么？美国自60年代兴建大坝以来，有一些教训，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也经过了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在生态方面积极地做一些改善，把关注的重点从工程建设转移到统筹协调、发挥综合管理效应上去。
中外对话：中国的水电开发目前也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特别是西南地区，水电规划十分密集。但也出现了一些争议，比如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洪水的调控作用非常明显，但有人质疑其加剧了导致流域下游干旱的因素，甚至对地表应力分布也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很多问题难有确切答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重大水利工程的综合生态和水文效应？
夏军：如果回到自然原始状态，愿不愿意？我想谁都不愿意。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发展经济的大方向还是确定的，但是有必要努力把生态影响减小到最小。需要更多的高新技术，需要非常好的筹划。
中国水电资源的潜力在全球排名靠前，开发利用率不太高，远不及美国、俄罗斯、巴西。但中国的问题是：无序开发。电力部门搞电力，流域部门搞流域，缺乏协调，缺乏一个相互调节、彼此联系的系统，又能发展水电能源，同时也避免河流干涸。这意味着一个综合的管理机制，包括用水，也包括制度层面的补偿机制、综合治理的策略和战略。
以前中国的习惯思维是：上工程才能推动经济，没有想到工程会带来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多重问题，这里面需要有个综合平衡度。在中国的管理机制内，说防洪，那就只考虑洪水问题，基于综合目标的考虑不足，以前认识不够，典型现实是“多龙治水”——水利部、农业部、环保部、国土部，都有相关职能，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改革，把城市经济供水、生态供水、农业供水纳入同一个系统来考虑。一个好的协调机制是中国迫切需要学习的。
中外对话：在这方面，中国有哪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夏军：新加坡。他们的人均用水量和城市用水量是下降的，但GDP依然保持上升。传统理论一般认为用水量和经济增长之间是耦合的，但新加坡创出了一个解耦的范例，主要渠道就是提高单位水量的效能，加强循环利用，同样也能维持好的经济发展。
但新加坡人口少，经济实力强，有经济实力开发海水淡化。他们的有些做法对中国有提示和警示作用，但中国没法照搬，还是需要自己的应对方法。
现在中国也在改善，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成立了水务局，其它城市的管理体系还是彼此分割的系统。
黄河流域也在流域综合管理方面有了好的经验，水利工程调控能力可达80-90%，黄河流域一度只是注重水利工程，用水管理不当，造成十年断流，下游工业经济重镇缺水，后来加强管理，反思黄河的健康生命，综合考虑水量调配和调水调沙，做了比较大的管理改革。2011年在新加坡获得了世界水奖。
中外对话：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水资源条件有了哪些影响和改变？综合自然条件基础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围绕水资源，目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
夏军：2004年水利部做了全国水资源的调查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以1980年为界，1951年至今的水资源应用情况明显地分成前后两段，这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吻合的。
水电资源开发，还有一定潜力。但对河流水资源的利用，是过度了。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一般控制在40%一下，70%已经是黄线，但海河流域已经达到80-90%。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其地表径流已经降低了40%多。
中国以往的水资源管理是比较粗放的，特别在城市，以前都是雨洪合并的，旧的防洪标准也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情况。
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左右，肯定还要大量耗水。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水资源的压力将继续存在，还会比较大。从水量、水质、生态的综合管理来说，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很大挑战。
就中国而言，需要从上层到下层做一个改变，改变“多龙治水”的行政格局，统筹考虑资源利用、能源开发和环境生态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建立流域统一的规划管理、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态适应性管理。管理体制上要有很多社会管理的参与。在社会管理的提升方面，不一定都是直线式上升，有些螺旋式上升是很正常的。
泰晤士河在上世纪60年代也污染得一塌糊涂，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中国要尽量吸取这些教训，少走弯路，不要不顾一切先发展经济、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又去投资、治理污水。
徐楠，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
张春，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实习生。
图片来源：NCCA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