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海岸交战，这场战役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如今，两国缔结前所未有的联盟，在许多人似乎失去希望之际，共同执掌全球气候谈判主导权。
一战结束多年之后，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向澳大利亚阵亡士兵致敬，他说：“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你们如今长眠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这种和解精神，将在2026年举行的COP31气候大会上再次得到全新呈现。
土耳其将在安塔利亚举办的COP31上正式担任东道国和主席国，而澳大利亚则将以“谈判主席”的身份提供更多协助。同时，太平洋岛屿国家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UNFCCC）会议召开前及会议期间，在议程制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将主办国与谈判国区分开，既能降低国内政治风险，减少成本，又能为包容性、跨领域的合作创造空间。若执行得当，COP31或将为联合国气候谈判急需的桥梁搭建树立样本——而这或许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实现。
协议是如何达成的？
数月以来，围绕由谁来主办COP的谈判几乎陷入僵局。早在2022年，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分别提交正式申请，希望单独主办气候大会，并在整个2025年与UNFCCC进行了多轮单独磋商。众多气候领域业内人士以为，在5月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波恩举行的中期中期会议上，双方有望达成协议。随后，在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曾一度传出“共同主办”的设想，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COP30召开前否认了这一消息。
当各国部长抵达贝伦参加COP30时，谈判“又回到了原点”。
然而，最终达成了一项颇具创意的协议：由土耳其提供会场，澳大利亚共同推动谈判进程，太平洋岛国则在本地区主办COP预备会议——这些国家此前计划与澳大利亚共同主办COP31。
这种创新外交，或许只有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才有可能出现：美国在气候领域的主导地位已不再突显，欧盟领导力又受到财政压力的掣肘。然而，当前的挑战不仅仅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而是如何将其落到实处。
尽管COP31的架构是新的，但仍延续了UNFCCC长期以来通过“双主席”机制推动谈判的传统。在COP30期间，巴西的安娜·托尼（Ana Toni）担任执行主任，而同为巴西籍的安德烈·科雷亚·杜拉戈（André Corrêa do Lago）担任COP30主席。两人在高层外交与文本谈判之间取得的平衡，或许能为明年的合作模式提供参考。在前一年巴库的COP29上，也曾采用类似的“执行管理/主席”双轨安排。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部长克里斯·鲍恩（Chris Bowen）或将承担类似托尼的谈判角色，利用他与太平洋地区领导人的密切关系，同时承担起草COP31协议的繁重文本工作。土耳其将担任主席国，由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部长穆拉特·库鲁姆（Murat Kurum）领导，哈利勒·哈萨尔将发挥关键作用。土耳其第一夫人埃米内·埃尔多安（Emine Erdoğan）有望在COP31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并非首次在COP中出现主办方与谈判主导方分离的情况。近年的先例包括COP25的西班牙与智利，以及COP23的斐济与德国。不过，这些共同主办更多是出于现实所迫：斐济受制于自身的后勤保障能力，而智利则因国内政治动荡而无法独立承办。相比之下，土耳其—澳大利亚模式，则是有意将会场管理与谈判主导分开，或许正是基于对COP31议程规模与复杂性的前瞻性判断。
两国如何实现优势互补？
安塔利亚凭借其世界级的配套设施、简便的土耳其签证程序以及高性价比的旅游线路，成为举办国际峰会的理想地点。据报道，这座城市拥有逾60万张酒店床位，并配备能够承办COP级别活动的全功能会议中心。
成本同样是关键因素。在经历了一系列高成本的COP以及UNFCCC持续的预算压力之后，安塔利亚为与会者和主办方都提供了一个更低成本的选择。
土耳其横跨欧洲、中东和俄罗斯的地缘及外交区位，使其在日益多极化的气候政治格局中，成为连接原本相距甚远各经济体的重要桥梁。
土耳其可再生电力发电量的绝对值也领先澳大利亚。根据Ember数据，2024年土耳其的可再生电力发电量达到156太瓦时（TWh），而澳大利亚为98.8太瓦时。土耳其在太阳能和风能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能够为推动联合国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提供有力补充。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在UNFCCC谈判中经验丰富，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紧密，正在形成其气候外交公信力。作为“谈判主席国”，澳大利亚可以利用这些合作网络加速推进相关进程，尤其是在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煤炭依赖地区的公正转型方面。
不承担主办任务，也让澳大利亚避免了国内的政治与财政干扰。近几周，主办成本在澳大利亚成为争议焦点。克里斯·鲍恩部长回国后，也因其在COP31中的新国际角色而遭到批评，担忧他将成为“兼职部长”。尽管这种观点在国内并不普遍，但反映出如果澳大利亚成功获得主办权，未来一年将面临更大政治阻力。专注于谈判主导而非会场管理，使得澳大利亚能够集中精力弥合分歧，推动达成实质性成果。
此外，澳大利亚在屋顶光伏和电网整合方面的经验，与土耳其在国内太阳能制造领域的工业化能力形成互补，为可再生能源、工业脱碳和区域能源转型带来实际合作机会。
COP31主题达成共识了吗？
目前尚不清楚COP31的议程有多少将由新的主席国合作模式来塑造，而非由作为谈判主导方的澳大利亚单独决定。但除可再生能源外，至少还有两个议题有望成为两国都希望推动的重点。
首先，钢铁行业在从煤炭向电力转型方面明显滞后。土耳其是全球最大的电弧炉钢铁生产国之一，在向更绿色的钢铁制造方式转型方面具备良好基础。同时，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加之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使许多人认为该国未来的竞争力可能在于向全球供应低碳绿色铁。然而，两国在这一领域都面临重大障碍，尤其是生产成本高和绿色钢铁需求不足的问题。COP31为双方提供了探讨共同利益，并在《全球绿色工业化贝伦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机会。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燃煤电力削减有望重获动力。澳大利亚是主要的煤炭开采国和出口国，而土耳其则是重要的煤炭消费国。尽管煤电削减在历届COP中一直是讨论重点，但在贝伦会议上，这一议题几乎被排除在外，化石燃料甚至未被纳入最终协议。
在明年的安塔利亚会议上，联合主导模式，有望推动更务实、更具合作性的讨论，诸如探讨如何推进煤炭逐步退出议程。尤其是在煤矿转型方面，这一议题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长期被忽视，却恰恰是两国能源转型中应对挑战的核心要务。
展望未来
COP31将为创新外交提供独特试验场，也为展示务实的地缘政治妥协提供契机。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不仅有机会共同推动谈判，还能凭借各自的能力与共同利益实现互补。
这可能包括推动可再生能源更快部署，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绿色钢铁转型也可能成为重点，将两国的产业优势与全球供应链挑战联系起来。最后，一种新的、兼顾贸易敏感性的燃煤转型合作方式也可能浮现，例如通过限制新建煤矿的协议来推动相关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