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最新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中国计划到203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量降低17%。
这一目标略低于前一规划的18%，体现了中国发展战略背后的政策权衡。结合过往的经济与能源数据，本文试图管中窥豹，了解未来五年能源转型的重点与挑战。
尽管中国明确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但“十五五”规划仍未设定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引发外界讨论。专家指出，未来排放走势将取决于经济增长与碳强度下降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电动汽车驱动的能源消费变化，可能成为影响中国脱碳进程的关键变量。
新目标完成难度如何？
中国最新提出的17%碳强度下降目标，是由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提出的“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倒推而来。
根据上一个五年规划的表现，要完成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十四五”规划设有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3.5%和18%的目标。 作为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两个核心指标，前者指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总量，衡量的是能源使用效率；后者是创造单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衡量的是碳排放水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上述两个目标均未达成。中国的能源强度累计下降了12.2%， 碳强度累计下降了13%。
然而，最近，官方关于碳强度的统计口径悄然发生了变化。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告诉对话地球，此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纳入了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没有纳入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按今年2月份最新发布的统计公报里的界定，中国在十四五期间碳强度实际累计下降了17.7%。
滕飞认为，尽管十五五的碳强度目标看起来和十四五的碳强度目标接近，但实际完成难度更大，这是由于驱动碳强度下降的因素可能有变化。
不确定因素包括GDP增速、房地产市场、电力需求等等。“十四五”后期，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降带动钢铁和水泥消费的下降，对碳强度下降的贡献很大。“十五五”期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回暖还是继续下降，存在不确定性。
卓尔德（北京）中心首席经济师张树伟告诉对话地球，如果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工业或者能源密集型的第二产业（比如数据中心），而不是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那么能源强度下降是困难的。如此一来，碳强度也只能依靠经济总量（以GDP作为分母）的“稀释效应”，而不是化石能源的绝对减少。
为何没有设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就提出要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今年全国两会进一步明确，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不过，在“十五五”相关目标中，目前只提出了碳排放强度的控制目标，并未设定碳排放总量指标。
滕飞认为，没有设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理论上看，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取决于两股力量：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二是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如果GDP年均增长约5%，而碳排放强度在五年内下降17%，中国碳排放总量在“十五五”期间仍可能小幅增长，但增速将明显放缓，并逐步进入平台期。
不过，这两个指标并不能简单相乘来推算排放变化。5%左右的GDP增速通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上限预期”，而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则更像是减排的“下限要求”，实际降幅需要更高。
滕飞指出，即便GDP增速只相差1个百分点，五年累计下来也可能带来约5%的经济规模差距，对应的碳排放差异可能达到6亿至7亿吨。因此，在经济增长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设定严格的碳排放总量目标难度较大。
相比之下，许多发达经济体的GDP年均增速通常维持在2%至3%左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更容易设定明确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在欧洲能源环境智库EMBER亚洲电力政策高级研究员杨木易看来，在当前国内经济仍面临压力、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趋紧的背景下，中国没有改弦易辙，还在坚定地往绿色低碳的方向走，已经难能可贵。
被忽视的因素
多位专家认为，电力的急遽增长是中国能源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
从2020年开始，中国用电量的增速已经连续五年超过了GDP的增速，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2025年，中国在全球电力消费中位居首位，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达10.37万亿千瓦时，超过美国全年用电量的两倍。
“十四五期间，没有预计到的电力消费的新增长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三样’等等，大约占到新增电量的10%以上，如果这部分电力消费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增长，那么要实现17%的目标也相当不容易。“滕飞说。
如果把全社会用电量和发电量看作一个平衡等式，用电量5%的增速意味着每年要增加5到6千亿千瓦时的消费，但中国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大约提供不到4千亿千瓦时的消费。
“2千亿千瓦时的缺口怎么办？如果再碰到极端气候事件, 天气比较旱, 水电出力少的情况, 这个缺口更大。”滕飞表示，比这个等式更复杂的是, 它不仅仅是一个电量的平衡, 还有负荷的平衡, 实际上负荷的增长比电量的增长还要快。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把电力需求的增长控制到4%以下, 也就是控制到4千亿千瓦时以下, 这样新增的电力需求基本上能够被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所抵消。
“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和发电占比，另一方面要去控制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滕飞认为，目前大家对前者更关注, 但是对于怎么去控制电力需求,讨论得很少。“所以就把眼睛只盯在煤电上面, 煤电增加是一个结果, 它不是原因。”他说。
张树伟持同样观点，他告诉对话地球，如果风电和光伏保持每年约2亿千瓦新增装机规模，同时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维持在5%以下，实现2030年非化石电力占比达到50%，煤电的‘蛋糕’就会缩小。目前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约为38%。
他表示，电力需求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能大体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人口开始下降的情况下，较高电力需求增长通常伴随工业投资扩张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增长；而需求增速放缓，则意味着经济结构向非电力密集的服务业和消费部门转型。
“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反而可能意味着经济结构更加健康，从而在长期更具活力与可持续性。“他说。
“十五五”期间何时碳达峰？
两会前夕，中国碳排放达峰时间表再次出现新的政策信号。
中国党媒求是网披露，“十五五”时期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将陆续达峰，到2030年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降至75%以下。其中，煤炭消费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达到峰值并进入平台期。从结构看，电力和化工行业用煤需求仍将保持增长，而钢铁、建材以及部分民生领域的用煤则将稳中有降。
“这意味着，作为最大的煤炭消费部门，煤电行业大概率也会在2027年前后达峰。”欧洲能源环境智库EMBER亚洲电力政策高级研究员杨木易表示。
石油消费的路径则略有不同。中国以交通为主的“燃料型”成品油消费已基本达峰，但作为工业原料的化工用油仍将保持一定增长。整体来看，中国石油消费总量预计将在2026年前后达到峰值。
在杨木易看来，中国减排正在进入“深水区”。如果煤电行业不能按期达峰，那么其他行业就必须更早实现用煤峰值，尤其是减排难度更高的工业部门。
中国近一半的电力用于工业。如果将这些电力产生的排放归因于工业，那么该行业约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60%。
工业转型与电动车是关键
在能源消费逐步达峰的背景下，工业转型被认为是中国实现深度减排的关键环节。
“‘新三样‘增长很快 但从体量上看仍然有限，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仍然是庞大的工业体系。这也意味着工业减碳尤为重要。”杨木易说。
在他看来，中国在工业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球前列。许多国家仍在讨论如何大规模发展风电和光伏，而中国两年前已经开始着手构建更系统性的新能源体系，包括电网升级改造，以及电力市场从以容量为主逐步向现货市场机制转型。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转型重点正在进一步延伸至工业体系本身。例如，通过建设零碳产业园区、推进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逐步改变过去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所设计的工业生产体系。
杨木易认为，一旦工业经济的“底座”发生改变，化石能源的战略地位也将随之削弱。
与此同时，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能源格局。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已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首次突破50%。
滕飞认为，这一变化甚至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石油消费在达峰之后，可能在‘十五五’期间出现更快的下降。”
在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中，提出要让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尽管这一目标并未给出明确比例，但在附带提交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气候目标中，对电动车普及率提出了更具体的规划。
“因为在人类社会中，还没有哪个大国真正经历过电动车大规模普及的阶段。有人预测未来占比可能达到60%、70%，甚至更高，但到底能到多少还不确定，所以中国提出了‘成为主流’这样的目标。”滕飞说。
国际能源署在《2025年全球电动车展望》中预测，到未来几年，中国电动车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可能达到约80%。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交通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成为推动石油需求提前达峰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