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内看到，一群野性的蒙古野驴站在植被稀疏的戈壁滩上，警觉地张望着前方。它们身后不远是一条新建成的铁路，路基上有个桥洞似的动物通道。
蒙古野驴是新疆卡拉麦里山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保护区内大约有700头。它们每年夏天迁移到水草丰盛的北部山区，冬天再回到较为温暖的南部戈壁。但2010年，这条横穿保护区的东西向运煤铁路建成后，大约160头野驴被阻隔在铁路南面，不能向北迁移。
虽然铁道上留出了动物通道，但野驴们不习惯去钻那“大桥洞”。700头野驴因隔离而分群、分地而居，它们千百万年的迁移习性还能传承吗？它们种群的繁衍会受影响吗？
这并不是卡拉麦里山保护区第一次被切割。保护区成立于1982年，面积1.8万平方公里。1986年修建216国道，南北向穿越保护区中心，包括核心区，将整个保护区纵向一分为二，也将戈壁上的水源地隔离在公路一侧。野生动物为了饮水，经常要穿越公路去水源地，被车撞死的事故发生过多次。
进入21世纪，卡拉麦里山一带又发现丰富的油气、煤矿资源，保护区的面积因此减少了几千平方公里。为了运煤，又修建了一条东西向铁路，将保护区横向切割一刀。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条新铁路。
纵向公路、横向铁路，卡拉麦里山保护区支离破碎。
保护区被肢解、切割，近年并不少见。
新疆罗布泊野骆驼自然保护区也面临这样的危机。保护区面积7.8万平方公里，但自从勘探队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油、煤资源，调整保护区面积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调减面积的方案已通过了环保部的专家论证，上报国务院。
虽然方案尚未批准，罗布泊保护区却事实上已被切割。这几年为开采钾盐，修建了一条从保护区中间穿过的公路，现在为“西煤东运”，又要在保护区内修铁路。而且，保护区北部的戈壁上有30-40个煤、铁矿场，成立保护区后没有关闭，几十年一直在生产。现在又在开采新的煤矿，保护区北部已名存实亡。
范志勇说：“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正面临全面危机！”他是原国家林业局濒管办动物进出口管理处处长，现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物种项目主任。他说， 近年频繁发生调减保护区面积或调整功能区的事，多数因为与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矛盾，地方要求保护区对发展让步。“近年大肆兴起的水电建设、封闭的高速公路，阻断了许多珍稀动物的迁移和基因交流通道，栖息地破碎化，动物生存岛屿化。”
一位不愿具名的老专家从事自然保护多年，眼看着保护区的状况一天天恶化。他说：“十年前保护区的矛盾主要来自内部，是保护区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矛盾。现在，保护区与原住民正共同面对外部的压力。”
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地方政府就在破坏保护区。“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地方政府把保护区当作生财之道，在保护区内开辟风景旅游区，追求门票数量，将保护区按GDP的模式来要求、打造。”
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生态旅游而造成破坏。
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创始人奚志农认为中国的保护政策有重大缺陷，《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明文规定，鼓励对野生动物实行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这就给打着合法外衣而行违法之实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很多驯养中心其实就是洗白中心！”他说。
但新疆环保厅某位主管自然生态的负责人在谈到罗布泊野骆驼保护区时说：当初划定保护区时，原为无人区，因此面积划得太大。而保护区管理处人手不够，这么大的保护区根本管不过来。近年在保护区内发现的矿产又是国家紧缺的战略资源。
“保护区7.8万平方公里，只有500头野骆驼，面积确实太大。现在准备把野骆驼的食源地、水源地作为重点地段保护，而保护区的北部划出来，作为西煤东运的主要开采区。这也可适当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位处长说。
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也认为：“新疆与内地不同，新疆绿洲面积不足5%，也就是说只有5%的绿洲供给人类生活，其余土地都给了动物，为什么就不能把这95%拿一些出来，为人类开发呢？为保护动物而否定发展是消极的保护，我们要提倡积极的保护，就是在开发的基础上去更好地保护。”
范志勇却不认同，他说：“一个保护区当初划定的面积，并不仅仅为了保护野生动物。那里的一切都应该得到保护和净化，还要让它越变越好。开发资源并不一定要从保护区划出土地去。国际上的做法是，如果为开发而占了保护区的土地，就必须另恢复一片土地置换过来，总面积不能减少。”
“在保护区内搞开发现在是遍地开花。”前面提到的那位老专家说。他介绍说，国外保护区并不完全排斥旅游等活动，但采取低门票、高服务费用的方式来控制人流，而且保护区的管理非常到位。而中国的保护区开展旅游，都是只重视收取门票，管理方面却粗枝大叶。
范志勇认为，保护区是在代表国家行使保护权力，管理保护区土地。但按现行体制，保护区必须听命于地方政府，无法代表 “国家”来行使权力。
他举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内政部直接主管国家公园、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印第安保留地和公属海洋，这些土地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土地。这些土地集中由中央政府管理，谁也不能任意改变它的功能和范围。而中国的土地制度中，保护区没有被赋予这种公益属性，谁都可以和保护区争地，都可以来改变它的功能和范围。
范志勇呼吁：“应该尽快明确哪些土地是公益性土地，由中央政府代表全体人民来行使管理。”
孙丹平，原《北京青年报》主任记者，“地球村“特派环境调查员
图片由李维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