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一项接触性运动：深入探讨拯救全球气候的战争》
史蒂芬·施奈德 著
国家地理出版社，2009年
与史蒂芬·施奈德并排而坐听别人讲气候科学，就像看着DVD，而身边坐着一个有真知灼见却脾气暴躁的导演在不停地评说。演讲者每次提出一个观点，这位现任职于斯坦福大学的资深气候专家，就会抱怨其实是谁首先提出了这个有趣的观点，它什么时候得到的首肯，以及多年前人们不遵照它行动是多么的愚蠢。
其实他的目的是提醒听讲座的人们，气候科学有一段虽然短但却着实存在的历史，这段历史所承载的信息是一致的：科学家们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的全球变暖；而若人们能更好地听取大部分科学家，尤其像施奈德这类科学家的意见，那么这个问题会解决得更彻底，更迅速。
施奈德的个人传记也提供了相似的结论。它对气候科学发展的介绍并非最近几十年中最好的，最好的是斯宾塞沃特的《全球变暖的发现》，但是它却比较个人化，比较中肯，并通过别人不能或不愿采取的方法将所有问题调整归零。它提到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近期历史（但是不包括最近指出的错误和改革的呼声），提到了京都议定书，提到了过去20年间的团体低碳游说。但更让人好奇的恐怕比那更早，那就是几十年前就已揭示的争论的起源，这在今天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描述十分吸引人，而施奈德的关注点——科学和政治如何影响气候——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它深入地显示了那时人们对气候的了解多么肤浅，上升 的空间有多大。也顺便弄清了那些怀疑全球变暖严重性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那些几十年前惊人一致的全球将变冷的说法，其实是假话。同时，它也让人们看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中间架起一道桥梁并非易事，而且即使现在，这道桥梁也没有完全架成，施奈德这样的人还需更加努力。
曾经有个杰出的科学家预言了未来施奈德与理查德·林德森的辩论。1972年，他们都参加了在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堡举行的会议，并开始评估航天行动给平流层带来的风险。林德森是少数学术气候科学家中比较闻名的，因为他不认同大多数同事的观点，那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多可能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接下来的几年中，气候科学只有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家应该抵御住政治压力：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
与施奈德同样备受尊重的气候科学家迈克·麦克拉肯回应说，他们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应该概括出所有可能性条件，并做相应调查来减少可能性。但林德森不认同他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居高临下的，科学不能扮演一个从属的角色。施奈德回击说，科学家的预测一定比美国共和党官员的猜想更合理。林德森已经越线，不给自己留后路。
某些人认为， 这个传闻说明施奈德乐于接受支持他观点的政治猜想。而实际上，它要说明的并非如此。施奈德知道，科学家们需要进行明确的交流，来决定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做政治决策时，他们需要在学术界更加高瞻远瞩，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错误给出主观估算。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可以给政治家们提出有深远影响的建议。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立一个稳定而透明的立足点，来弄清什么是主观的，并恰当地表明在某个结论下，大家的观点多么一致。在这一点 上，施奈德对专门委员会贡献极大。
有些人认为施奈德只想以自身政治观点影响其他事情，但他们也许会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核冬天争论感到奇怪，他们认为核冬天这一主题的提出，可以使气候政治与科学发挥更好的研究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核冬天，尤其是卡尔·萨根和他同事的主张认为，即使发生一场小型核战争，也会导致全球气候严重紊乱，并可能导致人类灭亡。核冬天这种气候模式的说法最初在美国上升到政治高度，并得到正确和广泛的解释，用以找出萨根研究中的错误（但这种尝试只是徒劳）。
施奈德是萨根的朋友，从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萨根是人类典范——温文、有责任感、非常善于交流。萨根曾经介绍施奈德参加约翰尼·卡森主持的当时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今夜秀》， 尽管因施奈德后来傲慢地对待主持人而搞得一团糟。施奈德曾积极鼓励萨根在公共政策和政治问题上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而且，施奈德像多数美国自由主义者一 样，反对里根政权加强军事力量的行为。但是施奈德的行为模式与萨根的大相径庭，而且施奈德认为萨根对不确定性表示得不够充分。他当众如是说，而且萨根在他的批评中也提到了施奈德这个说法。毫无疑问，他们的友谊因此遭到破坏。但是施奈德做了他认为正确的、负责的事情。
几周后，我将有幸出席在加利福尼亚召开的会议，并将坐在施奈德旁边听他评论这个明智，那个愚蠢，某某观点其实大家早有耳闻。也许你感受不到，但是，这本书会让你体会到那种感觉，并意识到你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奥利弗•莫顿，英国科学作家与编辑，著有《吸收阳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