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末的一个中午，福建省泉州市肖厝村村民张彦（化名）家的厨房里正在烧着自己家养殖的鲈鱼。一走进厨房，张彦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锅里飘过来，感到一阵反胃。“就是碳九的味道”，张彦坚持这样认为，虽然他对碳九的了解也仅限于媒体的报道。距离泉港碳九泄漏事故一个多月后，虽然官方通报泉港的空气和水质都已达标， 海产品已符合安全标准，但是泄漏事件给张彦和其他的村民带来的阴影还远没有消失。
突发的事故
张彦今年40岁，只有初中文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厦门打工，但是每个月都会回到位于肖厝村的家，在家里人的养鱼场帮忙。张家的收获还算稳定，张彦和三个兄弟们都盖上了两层到四层的小楼房。但是这次碳九污染事件打乱了这家人的平静生活。
11月4日凌晨，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在执行碳九装船作业时，连接岸和船的软管破裂，导致69.1吨裂解碳九外泄。事故原因为工作人员违规操作以及涉事企业隐患排查不当。
碳九是石油提炼时获得的一种副产品，因含有九个碳原子而得名。工业裂解碳九的急性毒性毒性与汽油相当，对人体皮肤、眼睛和呼吸道都具有刺激性。
张彦所居住的肖厝村距离事发海域最近，有8000多人口，是泉州最大的海上养殖基地。肖厝村的渔业产品不仅供应泉港本地市场，还被销往泉州和厦门等城市。
肖厝村村民大多以出海捕鱼和渔排养殖为生。渔排养殖是当地渔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渔民在相对安全平稳的海域搭建网箱、饲养鱼苗，几家的网箱连在一起组成渔排，由泡沫浮球支撑。
“我知道消息是在早上，海上漂浮着大片的土黄色油污，味道刺鼻。当时全村的人都出来了，议论纷纷。我们发现那东西会腐蚀泡沫鱼排浮球，所以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油品，”张彦说，“我们当时就担心，鱼被污染了，事故的影响也传出去了，鱼还怎么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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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九”在后来的几天里成为村民听到和议论最多的一个词，这个陌生的名词令张彦恐惧。污染发生之初，泉港多名当地渔民到医院就医。碳九腐蚀了渔排的泡沫浮球，部分渔排失去浮力下沉，造成养殖海产品死的死，逃的逃。政府通报显示，此次事件直接影响海域面积约0.6平方公里，养殖受损集中在肖厝村网箱养殖区约300亩，涉及养殖户152户。
渔排是很多渔民的全部家当，一个渔排价值在几十万到一百多万人民币之间。事故当天，58岁的肖厝村村民肖伟（化名）发现自家的渔排都沉了下去，他试着用手将新的泡沫浮球放到水下。“但是新入水的浮球很快就被腐蚀变烂了，”肖伟说，“泡沫变得特别脆。”肖伟经营了28年的渔排。因为近距离接触污染物，他很快感到胸闷，第二天被家人送进医院。
受损的养殖业
虽然官方公布事发海域水质已恢复至符合养殖海水水质标准，但事实上，此次事故对于当地渔业的长远影响很难被评估。据《财经》报道，养殖户每年包括鱼苗、饵食、渔排的相关设施等的投入在一百余万。因为担心污染，消费者对产自泉港区的渔产品格外敏感。肖厝村村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现在客商都不敢收肖厝的鱼了，听说污染海域恢复要好几个月，大家都在担心”。
为了让人重拾对泉港渔产品的信心，当地官员曾在肖厝村村委会广场网络直播吃海鲜。但是村民们私下议论，这些直播吃的海鲜并非产自当地。张彦说，“我们渔民们关心的是，化学品对于水生环境及鱼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的渔获什么时候才能正常卖出，我们的赔偿谁来负责？”
肖伟和张彦表示他们也很难准确估计自己的损失。多少鱼跑了？多少鱼死了？以后因为污染还会死掉多少鱼？污染物对渔排的寿命有什么影响？这个事件对泉港地区渔产品声誉的破坏，这些该怎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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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化产业为邻
泉港枕山负海，水产资源丰富，居民自古以来多以捕鱼为业，渔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对泉港都很重要。但另一方面，由于距离台湾较近，泉港承接不少台商的投资，当地石化工业也逐渐发展为支柱产业，2017年石化工业总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56.3%。
石化工业发展与当地传统生存方式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急于上马项目，造成化工厂和渔业生产区、居民区混杂布局。此次碳九泄漏点与海洋养殖区之间距离仅有数百米，东港石化厂区与村庄也仅一路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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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意识到厂村布局安全隐患，当地政府曾规定石化园区外550米范围为外部安全防护线，不能有居民区，并制定目标，到2020年泉港石化安全控制区范围内的17个村庄要拆迁，涉及5万多居民。肖厝村也在拆迁范围之内。
家里世代靠捕鱼为生的张彦对拆迁计划并不满意，“没有别的生存技术，那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张家离石化区只有几十米距离，虽然大家知道不安全，但是用张彦的话说，“祖辈传下来的信念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拆迁的信息虽然在村子里传了很久，但是因为资金问题，泉港区大部分的村子都还没有拆迁。拆迁的高成本带动了填海的需求。环保组织跨境环保关注协会(CECA) 发现泉港所在的湄洲湾已有填海面积约43.50平方千米，而其中约一半用于石化基地的发展规划，面积相当于100个北京鸟巢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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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困境
目前公安机关逮捕了涉事企业的直接责任人员。但事故发生一个多月后，渔民的损失赔偿方案仍然没有定论。
11月11日，泉港区地方政府按一个网格1000元标准，安排应急周转资金550万元，以赔偿渔排养殖户的损失。目前的统计只针对肖厝村的养殖户，不包括出海捕鱼的渔民和也受到污染影响的其他渔村渔民。张彦觉得550万的紧急周转资金是不够的，“仅是渔排一项的损失，有些家庭就有好几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刘湘教授告诉中外对话，在目前的阶段，行政部门会按照有关程序确定责任、协调责任方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行政调解不一定保证损失会全部得到赔偿，渔民自己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寻求帮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灿发教授表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中的有关规定，渔民通过诉讼可以得到的赔偿，一方面是实际的损害，比如渔排养殖业的直接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就是清除污染的费用以及清除过程中不能养殖所带来的损失。王灿发补充道，目前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局限性，比如因为海域污染影响当地海产品的“名声”而导致的滞销损失很难得到赔偿，因为尚无相关的法律规定。
环境组织也在考虑公益诉讼。涉事企业存在手续不齐全、未批先建等问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总法律顾问王文勇说，绿发会在收集相关的证据，可能会提起公益诉讼。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马燕表示，涉及海域污染的问题比较复杂，尤其在中国，海域所有权属于国家，但使用权可以出让给各个民事主体。在各种权利交错的情况下，各方会在环境保护、海域生产、使用安全等方面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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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根本卖不出去鱼，村子里现在没人出去打鱼了，养殖户剩下的鱼也不知道该怎么往外销售。”张彦说。对于未来，张彦充满担忧，“像这样的化学品流到海里，到底什么时候这海产品才能吃啊？”
肖厝村的村民在力所能及地维权。除了等待污染事故的赔偿方案外，他们正在通过村委会提出希望化工企业可以帮助村民们缴纳一年200多元的医疗保险，以补偿化工厂对他们健康造成的影响，但是双方没有谈妥。
“我们希望过一种既能维持生计，又能维持健康的生活，”张彦表示，“但是好像真的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