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杨雪红雇了一名空调维修师傅，并在珠海帮着宣传他们的免费服务。
她带着一份气候风险问卷，跟随维修师傅挨家挨户走访，在维修师傅工作的同时，她与居民进行非正式访谈。
过程中，杨雪红屡次听人提起：每逢暴风雨天气，他们的关节炎就会发作。她在自己所在的社区，看到了一种全球各地都在出现的气候变化症状。
“我们不会死板地照着问卷来，”杨雪红解释说， “我们会顺着对话自然展开。”
她是珠海根茎叶环保促进中心的创始人。她所创立的小型非营利机构最初专注于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但从2024年起，该机构开始将重点转向当地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
起初，关节炎在杨雪红看来，主要是一个行动不便的问题。如果台风来袭迫使居民撤离，他们能及时撤吗？
她向社区卫生站申请调取了诊断记录。资料显示，自2020年（档案建立的第一年）以来，因关节炎就诊的人数呈显著上升趋势。杨雪红的团队于是将关节炎归类为“气候敏感型疾病”，并将其纳入当地气候影响的监测范围。
她发现，社区居民往往不会把自己的疼痛与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的问题联系起来。
“他们知道下雨会使疼痛加重，也知道这种疼痛与天气变化有关。”但她说，他们很少会进一步思考更宏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气候在变化？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它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对我的身体意味着什么？”
在杨雪红看来，提出这些问题，是社区真正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气候变化正加剧非传染性疾病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最新研究揭示，在气候变化压力下，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深刻关联。尽管气候变化在推动传染病传播方面的作用已广为人知，但多项研究也正将其与关节炎等非传染性炎症性疾病联系起来。
其中有一项研究发现，1990年至2020年间，全球关节炎病例增加了14%，并将气候变化与饮食、压力一并列为主要影响因素。
过去几年的多项荟萃分析和综述文章均发现，气候变化与过敏性疾病及哮喘等免疫介导性疾病的患病率上升密切相关。这些研究由多国健康科学家团队合作完成，汇集了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成果。
这些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高度一致：大幅削减化石燃料排放，并为气候适应提供更有力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罗马尼亚布拉索夫特兰西瓦尼亚大学过敏与临床免疫学教授伊奥娜·阿加赫（Ioana Agache）指出，关节炎等慢性炎症性疾病，“正以流行病般速度同步增加”。
她说，同样呈上升趋势的还包括过敏、哮喘、过敏性鼻炎、糖尿病和肥胖等代谢性疾病、慢性炎症性肠病、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系统疾病、心理健康障碍以及癌症。
阿加赫告诉对话地球，这些疾病都与一系列共同因素相关：全身性的微炎症、失调的免疫系统反应与微生物组，以及皮肤、肠道、鼻腔或肺部功能的缺陷，而这些器官共同构成了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屏障。
阿加赫表示，研究人员已识别出第二波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大浪潮”，起始于21世纪初。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引发的侵害”也增多，例如极端天气事件和野火。同时，这一趋势也与新型病原体的出现，以及微塑料和纳米颗粒在环境中的增多相吻合。
她指出，第一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与某些清洁剂的引入、室外污染的加剧、快餐以及含特定添加剂的化妆品的出现大致同步。
气候行动计划未能吸收最新科研成果
去年11月，多个由不同国家卫生组织组成的民间社会网络，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COP30气候大会。他们呼吁减少排放，并为气候适应工作提供更多资金，尤其是在气候影响更为严重、适应资源更为有限的全球南方国家。然而，大会并未就健康问题设置专门的谈判渠道。
不过，负责组织气候大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UNFCCC）要求，各国在提交国家适应计划时考虑健康影响。
与此同时，UNFCCC与近年来合作日益紧密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均鼓励各缔约方自愿制定健康领域国家适应计划（health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简称HNAP）。
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5月的一项分析显示，只有27个国家制定了HNAP。在已提交国家适应计划的59个国家中，“非传染性疾病”是提及最少的两类风险之一，显示其在适应规划中的关注度明显不足。被提及最多的风险则是极端天气事件，以及虫媒和水媒疾病。
“将非传染性疾病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列为优先事项，是一项尚未得到满足的的重大需求。”阿加赫表示。
以中国为例
《2025年柳叶刀倒计时报告》发现，在中国，资金缺口严重影响地方层面的健康适应规划执行：77%的省份反映缺乏多部门协调机制；67%指出资金不足；53%面临监测系统和风险评估技术短板，其中包括用于生成气象数据的监测设备或用于分析数据的工具。
总体而言，中国的适应规划将从“上游”策略中受益，广东省某公立医院副主任医师卢晖在一次公开讲座中表示。此类策略旨在通过采取预防性、系统性的干预措施，从源头上来应对健康风险。例如，通过开展公共卫生教育，来降低脆弱人群在热浪中的受热风险，而不是只处理问题发生后的“下游”后果和影响。
卢晖举例说，干预措施可以简单到：提醒老年人，即便他们以前在夏天不用空调，但现在如果在夏季不用空调，他们更容易中暑。他指出，过度关注“下游”影响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
中国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35》强调了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直接和间接威胁，且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深远性”，对于这些影响应加强分析与评估，并将气候适应纳入地方层面规划。
《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2024—2030年）》同样将“主动适应”列为重点，这意味着需要采取卢晖所说的“上游”策略。
在中国各地，像杨雪红这样的地方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关注气候变化对其社区的影响。杨雪红介绍说，她会定期与其他研究者交流。她设计的问卷是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气候风险框架和社区主导的应对材料制定的。不过，这些材料中很少涉及非传染性疾病等议题。
“我其实不太看研究论文。”她说，“除遵循这个框架外，我自己的气候风险评估，主要来自我所在社区的生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