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行业转型，澳大利亚铁矿石承压

一位资深分析师表示，中国钢铁行业正面临需求下滑和日益加大的脱碳压力。在这个庞大的钢铁市场上，澳大利亚原本顺风顺水，但若应对失当，也可能痛失好局。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供应量约占中国铁矿石供应总量的五分之三。铁矿石是高炉炼钢的关键原料，凭借这项稳定的贸易，一些澳大利亚矿企的利润率已高达60%。

中国正积极推进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而钢铁行业占其碳排放总量的15%。澳大利亚因此面临两条不同的路径：继续出口未经加工的铁矿石，但随着中国未来需求下降、高炉数量减少，这类矿石的用量可能减少，澳大利亚也将面临失去主要买家的风险；或者，利用自身的矿产储量和可再生能源潜力生产“绿铁”（green iron）。这种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工而成的铁，可能成为中国及其他地区实现近零排放炼钢的关键。

澳大利亚独立智库气候能源金融研究所（Climate Energy Finance）所长蒂姆·巴克利（Tim Buckley）认为，随着市场从“开采后直接出口”转向更复杂的解决方案，60%的利润率不仅难以为继，中国也不会允许如此高的利润率持续下去。

巴克利向对话地球表示：“归根结底，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必和必拓集团（BHP Group）、力拓集团（Rio Tinto）和汉考克勘探公司（Hancock Prospecting）不投资中国所需的解决方案，中国还会允许它们继续获得高得离谱的回报吗？”他说：“除非企业拥有一道固若金汤的护城河……否则，任何行业都不可能持续获得60%的资本回报率。”

过去几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减排主要源于国内需求疲软带来的产量下降。以回收废钢和直接还原铁（direct reduced iron，简称DRI）为原料、比高炉更清洁的电弧炉，其推广却陷入停滞。中国未能实现到2025年将电弧炉炼钢产量占比提高至15%的目标。不过，中国政府近期重申了推进行业改革的承诺，并释放出推动低碳转型的信号。

澳大利亚生产绿铁的潜力被寄予厚望，但实际生产项目仍处于起步阶段。分析师也向对话地球表示，中国未来对绿铁的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尽管中澳钢铁合作关系可能迎来变化，两国业内专家也介绍了相关项目的进展，以及一系列旨在推动钢铁行业脱碳的双边合作。

发展绿铁需要巨额资金

除了气候能源金融研究所等智库，澳大利亚的评论人士、矿企和政策制定者也强调了发展绿铁的机遇。但谁来率先开发、谁来出资，仍未有定论。

2025年12月，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就钢铁行业脱碳开展“政策对话”，但对话尚未正式启动。今年7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表示：“钢铁行业脱碳的重大进展将由产业界推动。”

澳大利亚政府已推出两项主要资助计划，受到绿铁倡导者的关注：一项是“澳大利亚未来制造”创新基金（Future Made in Australia Innovation Fund），已划拨7.5亿澳元（5.3亿美元）支持“绿色金属”技术；另一项是单独设立、规模为10亿澳元的绿铁投资基金（Green Iron Investment Fund）。不过，后者已将一半资金拨用于改造南澳大利亚州陷入困境的怀阿拉（Whyalla）钢铁厂，其余5亿澳元的用途预计很快将公布。

巴克利表示，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正采取措施推动绿色转型，但铁产品出口产业的转型离不开私人资本：“联邦政府不可能用纳税人的钱，让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市场转向绿铁。他们只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的公信力。这也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能做的是创造条件，鼓励私营企业推动这一转型。”

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简称IEEFA）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该智库在2026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要建设足够的绿铁产能，取代澳大利亚目前出口的全部炼钢用冶金煤，未来14年每年都需投入1700亿澳元（1210亿美元）。

尽管包括巴克利在内的分析师对部分业内企业推进绿铁开发的速度表示担忧，矿企也并非毫无作为：福德士河集团（Fortescue）一直在积极筹建生产设施；阿尔巴尼斯本人也强调，澳大利亚所有主要矿企都参与了与中国伙伴合作的研究项目，或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今年7月，两国龙头企业在珀斯举办了绿色产业圆桌会议；9月，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在上海的一场活动中会面，成立了中澳绿铁研究平台（China-Australia Green Iron Research Platform）。

墨尔本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莫纳什能源研究所（Monash Energy Institute）分管产业与政策的副主任王长龙向对话地球表示：“从技术上看，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更难解决的问题是，能否以足够低的成本稳定供应大量可再生电力，并配备所需的电力输送、氢能、供水、加工和港口基础设施。”

他认为：“生产绿铁既面临炼铁技术的挑战，也面临能源系统的挑战。”

即使澳大利亚及时完成铁产品出口产业的转型，产品成本也将上升，矿企很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丰厚利润。IEEFA的分析表明，“自愿”购买绿铁的买家将支付最高30%的绿色溢价。不过，IEEFA能源金融分析师索鲁什·巴西拉特（Soroush Basirat）向对话地球表示：“绿铁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钢铁是对价格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市场需要时间来适应并消化绿色溢价。”

他补充道：“随着更多项目投产，新增的实际案例将有助于为绿铁等产品的成本溢价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更明确的基准。”

绿铁的前期探索与进展

莫纳什大学的王长龙认为，该行业在过去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他说：“如今，澳大利亚在绿铁和低排放炼钢领域的研究、产业活动和投资都比以往活跃得多。”

“在我看来，三个问题仍然尤为重要：降低可再生电力和氢的成本；开发能够有效适应澳大利亚矿石特性的技术；了解未来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格要求。” 他说。

从实际生产来看，即使是澳大利亚最积极推动绿色转型的矿企福德士河，也仍处于起步阶段。该公司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试验基地刚刚产出首批“铁水”（hot metal）。不过，公司研发与绿色金属总监蒂亚娜·拉比安卡（Tijana LaBianca）表示：“这批材料尚不能代表我们最终计划提供给客户、供其在钢厂进行测试的金属产品。”

她向对话地球表示：“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将福德士河的矿石、可再生能源与低排放加工技术相结合，探索一条具有竞争力的绿铁生产路径。”

西澳大利亚州皮尔巴拉地区的一座铁矿。该地区的铁矿石贸易量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图片来源：Aaron Webber ／ Alamy

拉比安卡表示，西澳大利亚州的皮尔巴拉地区（Pilbara）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40%以上，几十年来一直“向世界供应铁矿石”。“如今，我们有机会探索，能否在澳大利亚本土利用这一资源创造更多价值。”

该公司已与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签署两项合作协议，围绕绿铁技术推动钢铁行业脱碳。

王长龙表示，福德士河近期的生产成果是“重要的一步”，但“澳大利亚仍需继续探索多种技术路径”，包括氢基直接还原铁、电熔炼，以及在本土提升矿石品位。澳大利亚矿石的含铁量通常达不到更清洁的炼钢技术所要求的水平。

如果不是中国，还能卖给谁？

咨询机构ACIL Allen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发展绿铁出口产业可为澳大利亚贡献高达850亿澳元（6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25年的一份报告则估计，向绿铁转型可带来每年830亿至3040亿澳元的出口额。

巴克利表示，澳大利亚若想保住中国市场，就必须满足中国更多的要求。中国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中国矿产资源集团，集中开展铁矿石贸易谈判。

他认为，中国希望向“一个欢迎中国资本、中国技术以及中国参与创造附加值，并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采购。“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威胁：如果澳大利亚不愿与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合作……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就将面临国家层面的地缘政治风险。”他补充说，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与中国合作持谨慎态度，这可能成为双方合作的阻碍。

贝琳达·舍佩（Belinda Schäpe）是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中国团队负责人。她表示，2020年代初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争端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她认为，总体而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旨在“让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减少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因此中国可能希望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

IEEFA的巴西拉特曾撰文指出，新的矿石供应方可能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他向对话地球表示：“通过几内亚新近投产的西芒杜铁矿，以及巴西等其他供应国，中国可能获得越来越多用于生产绿铁的高品位铁矿石。”中国自身也正在发展氢基炼钢产能。

舍佩提醒，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在近期就会成为绿铁的市场，因为中国最近钢铁总产量增长放缓，目前也侧重于在电弧炉中使用废钢来减碳。

但即使中国不购买澳大利亚未来可能供应的绿铁，澳大利亚发展这一产业仍可能帮助规模较小的钢铁生产国推动供应链绿色转型，同时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气候与能源政策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研究员约里特·霍森斯（Jorrit Gosens）表示：“日本、韩国，甚至钢铁行业仍在扩张的印度，钢铁需求都有望将快速增长。”他说，这些国家在本土利用可再生能源可能面临更高成本或其他限制，因此可能愿意出资购买澳大利亚的绿铁。

舍佩补充说，澳大利亚可以通过为绿色钢铁“制定标准”，并发挥自身的采购能力，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现在正是澳大利亚主动发挥作用的时机，既可以引导关于绿色钢铁定义和标准的讨论，也可以影响全球绿色钢铁需求。”

中澳钢铁合作横跨多个领域

在地缘政治和矿业利益之外，研究人员和企业人士正努力探索，让这场绿色转型在实践中切实可行。

王长龙等研究人员正与国际同行合作，探索不同地区的“各自优势”。他于8月访问中国，与钢铁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交流，发现各方“推进脱碳的决心坚定，并对开发低排放钢铁技术抱有浓厚兴趣”。

一家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成员涵盖业内各领域及海外机构的合作研究中心（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也正在为炼钢、炼铁、铝业及其他重工业开发低碳技术解决方案。

霍森斯认为，中澳之间“研究人员的关系非常好，企业之间的关系大概也同样如此。但我认为，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仍有重大的技术和行业结构问题有待解决，霍森斯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适当的投资，就能及时克服这些难题，赶上实现全球总体气候目标的进度。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情景预测将钢铁行业脱碳的重点放在较后阶段，预计能够实现更深度减排的技术将在2040年代发挥作用。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加快这些技术的开发，但大规模推广则是中期的任务。”

但巴克利担心，如果澳大利亚未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就可能掉队。他表示，如果澳大利亚“应对失当，任由自满情绪、守成心态、不作为以及只顾眼前利益的大型矿企的既得利益占据上风，中国仍会推进转型”，无需澳大利亚伙伴参与。

“问题是，澳大利亚是想与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合作，帮助他们实现目标，还是只想继续充当世界的采石场，开采后直接出口了事？”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