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企出海的ESG考题：从“本土经验”到“国际规则”

镍是制造动力电池以及风能、太阳能设施的重要转型金属。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镍储量最大的印度尼西亚投资超过140亿美元，雇佣超过10万人，在镍产业链占据重要位置。烈火烹油之下也有隐忧。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IISD）2026年5月发布的一份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治理，下简称ESG）报告指出， 在印尼运营的中国镍加工企业，制定和遵守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等环境要求相对较好，但是社区沟通与本地关系管理仍然是薄弱的一环。

这不仅仅是中国矿企在印尼镍产业独有的问题。多位专家向对话地球表示，海外中国矿企在ESG落地方面的主要挑战在于“社会”层面。

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ESG评级机构之一，美国明晟（MSCI）将约80%的中国矿企ESG治理能力评为“落后”，专家认为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矿企的海外融资运营。那么，中国矿企的ESG进展如何？与国际标准差距何在？在海外投资运营时，又有哪些“水土不服”之处？

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

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国内ESG相关标准的制定，以及提高这些标准与国际领先标准的兼容性和相互认可度。同时，财政部和证券交易所也陆续推出了一些约束国内上市企业的可持续披露规定。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或经合组织）的《矿产尽职调查指南》为基础，2022年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简称五矿）制定了《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第二版）》。这套指南已经于当年7月获得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的评估认可，成为首个由非经合组织国家机构制定且获得此类认可的标准。

2022年，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下简称《指南》），对信息披露和开展实质性的社区参与均做出了规定。2025年，中国矿业联合会发布了矿业企业ESG信息披露和治理能力评级两份团体标准，旨在推动矿企ESG报告实现标准化与常态化。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简称中绿盟）于今年5月发布了《绿色矿产指引》团体标准，旨在推动健全绿色矿产全链条追溯与尽职尽责管理机制，并计划于年内进行国际标准的发布。中绿盟国际部负责人单秋琳指出，有部分中国海外矿企已经通过国际认证，建立起了符合 OECD 尽责调查指南的负责任矿产采购管理体系。

国内一家不愿具名的ESG咨询机构负责人说，国内的ESG体系在努力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性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中国的国家特色。例如，国内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按时付款”这一点上的强调，是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也是在国内供应链环境下对中小企业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这一规定体现了“平等对待中小企业”这一 “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原则。

另外，财政部和交易所在推出这些框架以后，开展了诸如制作工作手册、指南、案例汇编、对标研究等相应的配套支持工作，推动企业实际使用这套体系。

内容与理念差异

虽然一直在推进，但是仅从标准的内容方面，中国制定的自愿可持续标准与欧盟标准也存在差异。

IISD的报告发现，中国的ESG标准在环境方面已与国际规范较为一致，但在社会方面仍存在不足。

例如，在土著居民的识别上，中国条例目前不包含具体的识别方法，也缺乏针对经济流离失所、重新安置和生计恢复的具体规定。

公平劳动与工作条件上，中国标准尚未规定企业应向工人提供何种工伤和职业病补偿。在职业健康与安全方面，停工审批程序、员工或承包商的住宿条件等也尚未有明确规定。

在印尼的苏拉威西，一位工人结束镍加工工作后骑车回家。图片来源: SOPA Images /Alamy

IISD报告撰写人之一汉斯·鲍姆加滕（Hans Baumgarten）表示，中国目前的ESG标准和实践尚未完全符合国际市场对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尽职调查）的期望。上述ESG机构负责人表示，“中国标准在尽职调查、社会等方面的规定的细致程度有待提升。”

他认为，差异源自双方在ESG标准制定的根本理念——欧盟ESG是财务重要性和环境、人和社会影响重要性都要考虑，而国内则偏向财务重要性，而相对忽视了企业的环境影响和社会责任。

单秋琳表示两者背后的管理理念也不同。中国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以经济效益和工程进度为导向，即效率优先；而欧盟的尽责管理则要求企业要建立一个全链条的追溯机制，对矿产来源、冶炼加工、贸易流通等各环节都要进行尽职调查。

落地的现实掣肘

除了纸面上的差距外，中国矿企在ESG落地方面的挑战主要在于国际互认不足带来的重复审计、信息披露不完善等方面。

例如，尽管五矿的《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第二版）》已获得伦敦金属交易所的认可，但该指南尚未在国际市场和下游制造商中得到广泛采用。

单秋琳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外标准在法律效力上的不对等。欧盟的ESG标准多建立在完整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体系上, 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而中国的标准目前还是以团体自愿标准为主，虽然上市公司层面已开始建立强制性披露要求。

单秋琳说：“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国内ESG验证体系的缺失。欧盟要求企业的尽职调查必须经指定的认证机构进行审核, 而目前中国缺乏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体系，即没有可验证的标准，导致难以获得互认。”

信息披露尚不完善是另一个现实掣肘。虽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了设施层级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如生态环境部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要求企业披露包括生产地址、环境管理、污染物排放、碳排放、行政处罚等信息，但并没有专门建立“海外矿山信息披露”栏目。“这就导致企业在信息披露时会出现‘内外温差’——即同一家上市公司，国内下属企业可能开展了矿山/工厂级数据披露，但海外下属企业却不会披露这些数据。”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供应链CITI（企业信息公开指数）负责人黎萌说道。

文化、习惯和认知差异

国内某ESG咨询机构负责人对在印尼运营的头部矿企较为熟悉。他表示，这些头部企业在海外有了运营时间和经验的沉淀，在人力配置上更加充足完善，在建立ESG部门的基础上，有设置专门做社区沟通的、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审核的各类专业人员。此外在领导力和治理层面上，企业能积极认可参与ESG管理的价值，积极地参与国际上的对话、沟通和相关标准组织的一些培训、意见的征询等。

即便如此，一些不容易察觉的隐性差异还是会阻碍中国矿企ESG落地的有效性。

在中国，企业往往更依赖地方政府来协调与当地社区的互动，而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并不参与这些事务。

黎萌说，中国企业习惯将ESG中的“社会责任”等同于扶贫、修路、盖学校等改善硬件条件的举措，但一些海外利益方更关注的是“知情同意”和“参与表达”。单秋琳提到，国际上是要求企业在项目规划的阶段，就必须要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和社区进行充分的协商，并获得知情同意，而这就与中国企业在执行国内项目时“先立项，后沟通”的常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此外，在风险认知上，中国企业往往将社区关系更多地视为可事后处理的一个外部问题，而欧盟的框架则是把社区关系视为项目是否能够获得经营许可的一个前置条件。如果不满足ESG标准，不仅会面临声誉上的风险，还可能会招致一些法律责任和资本风险。

另有相关研究指出，国际ESG评级体系与中国企业管理文化不适配，例如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等工作，并不被这些评级机构认可为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

如何更好落地？

对于具体的海外矿企，黎萌建议大幅加强矿山和企业级信息的公开，确保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的知情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马军强调要加强面向社会的信息公开与披露。

上述ESG咨询机构负责人建议企业要有明确的风险意识，识别到相关ESG的挑战和风险。企业应该在内部加强对国际化的标准规则、流程要求的了解、学习和应用，比如说对劳工的处理、商业人权的关系应对等。不能只是按照国内运营的原有体系去做，而是要针对在海外运营才会遇到的一些特殊挑战做专门应对。

他还提到在全球范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体系都逐渐趋同的背景下，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互认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方向。 IISD报告也显示，增强标准的可互操作性和互认度，有利于企业获得当地社区的信任和降低审计成本。

单秋琳表示，全球的矿业治理体系也是在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她所在的中绿盟更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科学可操作的全球矿业标准体系。

“标准的互认，并不是说‘谁认可谁’这样的零和游戏。” 她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要更多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中，提供来自本土的经验和智慧，提升规则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