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甲烷约占全球气温上升的30%。甲烷排放的最大来源是农业，主要来自牲畜肠道消化，以及粪便和其他有机物的分解。在中国，能源行业是最大的甲烷排放源，农业紧随其后。
甲烷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在碳交易市场中，甲烷减排产生的“碳信用”可用于交易。
通过改进粪污管理来减少农场甲烷排放的碳信用项目，过去相当罕见，2006年至2021年，每年仅规划约两个项目。但根据公开登记信息，2022年至2024年间热度激增，约有一百个新项目申请入市。
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和中国养猪场有关，项目承诺将露天粪污池改造成粪污处理系统，来捕集并再利用甲烷转化成热能、发电或制作肥料。
登记信息显示，这些项目的碳信用被全球各类买家购入，包括壳牌、中国石油等大型油气企业，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以及墨尔本大学。
但总部位于加州的气候倡议组织CarbonPlan的最新研究发现，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碳信用可能并未带来真正的气候效益。专家告诉对话地球，这一发现反映了全球碳抵消项目普遍存在“名不副实”趋势。
这些项目在缺乏碳信用收入的情况下是否仍会自行推进？
CarbonPlan的分析（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基于“额外性”这一核心概念：这些项目在没有碳信用收入的情况下，是否仍会运转？只有依赖碳信用收入才能实现财务可行性的项目，才被视为具有“额外性”。而那些即使没有碳信用收入，也会因自身具备经济回报，或因地方监管要求、行业标准演变而进行运营改造的项目，则属于“非额外性”，应被排除在碳市场之外。
报告指出，在声明计划利用捕集沼气发电或供热的74家中国养猪场中，有18个项目——约占此类碳信用潜在年供应量的31%——被认定为“非额外性”。这意味着，根据估算，这些猪场通过沼气发电所节省的能源成本，已足以使项目在没有碳信用收入的情况下，实现财务可行。
这种问题是系统性的，几乎遍布整个行业。买方和卖方都有夸大（碳信用气候效益）的动力。约瑟夫·罗姆，宾夕法尼亚大学
CarbonPlan的计算方法，是将项目方自报的数据，例如生猪数量、沼气燃烧产生的热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能源成本估算进行比对，从而确定项目的“额外性”门槛。
四位长期研究自愿碳市场或中国农业政策的专家，对这一总体方法论表示认可。
作为两家为这些项目提供认证的机构之一，Gold Standard表示将认真审阅CarbonPlan的报告，但拒绝就具体项目或项目开发商发表评论。该机构在回复提问的邮件中称：“额外性评估基于对财务、技术和运营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而非单一指标，例如不能只看能源自给自足的比率。”
另一家碳信用认证机构Verra的发言人表示，若有需要，机构“将对具体项目进行调查”，但同时认为报告采用的方法论过于宽泛，结论不成立。例如使用省级能源成本平均值“套用于省内所有猪场，而未考虑猪场规模和设施差异、固定电价成本”等项目特定因素。
CarbonPlan的研究科学家、报告合著者格雷森·巴奇利（Grayson Badgley）表示，这些发现，对登记机构和第三方核证方，在数据可靠性和质量控制方面的普遍失守提出了严肃质疑。
“在整个碳市场中，都存在大量非额外性的强有力证据，包括可再生能源、林业、清洁炉灶项目，如今又包括猪粪管理项目。”巴奇利说，“如果不严肃整改，消费者在面对任何以碳抵消为支撑的环保宣称时，都应保持怀疑。”
自愿碳市场面临可信度危机
该研究出炉之际，全球自愿碳市场正面临全面审视。长期以来，人们对碳抵消信用价值的信心因普遍存在的减排量夸大、气候效益无法核实以及欺诈指控而受到侵蚀。这种信任的崩塌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企业“漂绿”的批评——一些企业购买碳信用以避免削减自身碳排放。
2024年，对话地球对水稻种植碳信用的调查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农户实际采用了所宣传的抑制甲烷排放的灌溉方法。这一丑闻持续在市场上引发震荡：Climate Home News在12月报道，Verra竟然用其他劣质无效信用额度去赔偿购买了这些虚假碳抵消额度的买家。
标准制定机构正试图通过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来恢复市场信心。由于甲烷在100年尺度上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7至30倍，甲烷减排项目过去普遍被视为比饱受争议的森林保护或稻田灌溉项目碳信用质量更高。
CarbonPlan的分析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以广东省南部由八家生猪养殖场组成的一个项目为例。该项目由Gold Standard认证，自2021年以来，已基于每年42.3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获得超过70万碳信用，相当于70万吨碳减排额度。
据CarbonPlan估算，项目中使用沼气驱动的发电机所产生的电力足以满足项目全部需求，这表明该项目即使没有气候融资也很可能会照常推进。而每年近1300万元人民币（约200万美元）的节省收益，并未体现在财务报表中。
即便采用最保守测算，预期节省与项目披露的数据之间仍存在“令人意外的不一致”，报告作者写道。这些不一致部分可能源于文档质量不佳，或项目方向核证机构提交了不完整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但即便如此，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发现仍对核查流程本身的可靠性提出了担忧。
源自《京都议定书》机制的自愿碳市场，本意是让买家资助其他地区的减排活动，以推动那些原本缺乏资金或激励的地方采用更具气候友好性的技术和做法。然而，一再爆出的丑闻不断削弱这一市场的公信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可持续性与媒体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瑟夫·罗姆在审阅这项研究后表示，鉴于他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显示，全球多类项目普遍存在“过度核发”问题，CarbonPlan的测算反而显得保守。
“这种问题是系统性的，几乎遍布整个行业。”罗姆说，“买方和卖方都有夸大（碳信用气候效益）的动力。”
瑞士环境咨询机构INFRAS的合伙人奎林·奥伯普里勒（Quirin Oberpriller）表示，解决非额外性担忧的常规做法，是进行更为严谨的财务分析，以证明项目在没有碳信用收入的情况下并不具备盈利能力。
这意味着CarbonPlan发现的报告漏洞本身就存在大问题。奥伯普里勒表示，如果项目声称通过利用沼气减少了排放，却在财务报表中没有体现相应的能源成本节省，“那就说不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显然是有缺陷的。”
激励机制：有意与无意
尽管与煤矿漏气相比，猪场在中国甲烷排放中的占比相对较小，但改进粪污管理已被政府视为减排重点。在2023年的甲烷控制方案中，政府提出到2030年实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85%的目标。
美国农业部前经济学家弗雷德·盖尔（Fred Gale）表示，至少从2010年代起，中国农业农村部就一直敦促养殖场实施粪污处理项目，以减少水污染并促进沼气再利用。中国长期实施一系列补贴示范项目，旨在鼓励整个行业停止将粪污倾倒在未铺底、未覆盖的露天坑中。
“在碳信用出现之前，养殖场多年来一直在建设粪污收集或处理设施。”盖尔说，“我怀疑现在任何一家新建猪场，如果没有配套的粪污利用设施，都很难获得审批。”
但来自中国的农场甲烷信用项目突然激增，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2018年非洲猪瘟严重暴发，全国约一半生猪被扑杀，进而引发行业大整改。之后，相关碳项目暴增。
在非洲猪瘟暴发后，数以百计的家庭式小猪场被关闭，这一疫情加速了国家主导的行业整合进程，使具备现代化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大型养殖企业投入建设可容纳数百头生猪的巨型混凝土猪舍，中国媒体常将其称为“猪酒店”。与此同时，政府大幅收紧环保标准，并对违反粪污管理规定的污染性猪场展开严厉整治。
盖尔认为，这些监管压力可能促使资金紧张的养殖户希望借助碳市场寻求融资，以推进那些原本就受到国家政策鼓励的升级改造工作。
与此同时，许多养殖企业在建设超大型设施时面临巨额前期投入。在重建过程中，不少企业一度处于亏损状态。随后市场又出现“过度修正”：养殖户补栏过快，导致生猪供应严重过剩，价格暴跌，进一步加剧了成本压力——这一困境延续至今。
“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无法通过碳抵消项目获得融资，我不确定养猪场是否有能力凑齐建设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研究机构Trivium China的总监、审阅了CarbonPlan研究的伊文·佩伊（Even Pay）说。
佩伊表示，尽管高效的粪污管理项目从长期来看，即使没有碳信用也能实现成本回收，但在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一些中国养殖企业可能确实需要碳信用收入这一额外激励，才会采取减排措施。
佩伊还说，与能源和重工业相比，中国农业更需获取推进减排所需的金融、技术和政策支持：“越早让更多元的融资工具可供使用，就越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