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村民侯体国在家乡——云南省一个位于亚热带、偏远的村庄百花岭附近，用弹弓打鸟时的一次偶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到两名台湾游客，对方提出付钱请他带路观赏野生鸟类。侯体国答应了，当天他们一共看到160种鸟。
游客告诉他，如果村民们停止捕鸟，就会有更多人前来观鸟。当时，观鸟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然而，随着百花岭鸟类资源丰富的消息逐渐传开，游客真的陆续到来，侯体国也成为全国最早的一批观鸟向导。此后二十年里，他在务农之余带人观鸟补贴家用，直到他想到一个点子，让观鸟者以及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小山村。
侯体国发现，有些鸟会到一处因水管漏水形成的小水洼边饮水嬉戏。于是，他便用玉米秆搭起一个简陋的小棚子，只能容纳两个人藏身，向观鸟者每人收取20元费用。“隐蔽式鸟塘观鸟”（以下简称“鸟塘观鸟”）旅游由此诞生。不久之后，他又建起多个人工鸟塘，并配备了更宽敞、设施更完善的隐蔽观鸟点。其他村民纷纷效仿，百花岭的经济面貌由此改变。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已有250多处类似“隐蔽鸟塘”投入运营，且仍有巨大发展空间。研究作者指出，这一模式在促进农村增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潜力巨大，但也警告称，若缺乏有效监管，无序扩张可能带来生态与社会经济层面风险。
一种新的观鸟模式
这一模式的运作方式十分简单。经营者挖设浅水池，旁边摆放水果或昆虫幼虫等食物，吸引鸟类前来觅食、饮水和洗浴。观鸟者和摄影师则在伪装的隐蔽点守候，往往距离鸟类只有几米之遥，以便近距离观鸟。在一些地点，还会提供送餐服务，游客吃饭无需离开隐蔽点。
“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会带客人去观鸟隐蔽点。”在四川经营一家观鸟旅行社的王文娟说道，“（隐蔽点）能让他们快速、高效地观察到一些在野外极难看到的目标物种。这类以野生动物资源为核心的旅游，为当地提供了宝贵的收入来源，激发村民护鸟热情，而不是猎捕鸟类。”
百花岭是这一模式迅速兴起的理想地。村庄位于海拔1400米的高黎贡山东坡，高黎贡山是全球鸟类物种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百花岭同时也是通往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坡地的门户，该保护区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仅百花岭周边，已记录到474种鸟类。
总部位于英国的旅游公司Birdfinders在其网站上介绍，百花岭的鸟塘吸引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鸟种”，包括噪鹛、弯嘴画眉、奇鹛和山椒鸟等。该公司称：“这里的观鸟视野远胜于我们在山间步道上所能观测到的。”
百花岭的繁荣
在鸟塘出现之前，百花岭是个贫困村，2008年人均收入约为3000元人民币。到 2020 年之后，这一数字已增长至原来的四倍以上。随着观鸟热兴起，鸟塘数量迅速增加，一度超过70个。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在2024年的一项案例研究中描述了当地政府如何介入，对运营进行规范化管理，并缩减鸟塘数量，最终保留二十来个质量相对较高的点位。
如今，每年有数千名观鸟者来到百花岭，带动了更广泛的季节性经济，包括民宿、餐饮、交通和文化活动。案例研究估算，旅游业吸纳了全村三分之一人口就业，每年创收超过800万元人民币，同时有效减少了盗猎和乱砍滥伐。
建立村级收益共享机制是一项重要创新。过去，农民希望砍林开地种植农作物，而鸟塘经营者则希望保留树木，双方因此产生矛盾。如今，鸟塘门票收入——目前每张70元人民币——按照约定的分配方式，分给鸟塘经营者与其他村民。
“这让全体村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行动保护鸟类。”深圳国际预科学院的王欣苒表示。她关于百花岭观鸟产业的相关研究已于2025年10月发表。
“每个人都有动力参与其中：鸟塘经营者可以在不受农民阻碍的情况下维持盈利，其他村民也能获得分红。”她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说，“这形成了一个持续增效的良性循环。”
百花岭的发展轨迹既凸显了鸟塘旅游的巨大潜力，也揭示当扩张速度超过监管能力时可能出现风险。
全国性现象
“鸟塘观鸟”旅游在中国迅速扩散，多围绕“明星鸟类”展开。在云南的石梯村，三种犀鸟吸引了大量游客；在陕西秦岭，观鸟者蜂拥而至，只为一睹濒危的朱鹮；在云南的芒坝村，约300只德氏长尾鹦鹉同样带来了可观的访客量。2025年12月，《中国日报》援引《中国绿色时报》的报道指出，在这个仅有250人的村庄，观鸟旅游年收入超过400万元人民币。
然而，该行业多为无序生长，无国家规范，无正式监管，无科学标准。外界担忧的问题包括：人工补充投喂可能带来生态影响，以及鸟类之间、乃至鸟与人之间的疾病传播风险等。由于缺乏全面的监测，目前尚无法判断，鸟塘总体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监管的空白，促使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吴飞及其同事，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首次鸟塘观鸟评估研究，并于2026年3月发表于《鸟类学研究（英文版）》。他们通过分析线上观鸟论坛，识别出分布在24个省份的251个鸟塘隐蔽点，并采访了所有98名经营者。
研究发现，这些鸟塘共记录到524种鸟类，约占中国鸟类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152种受威胁或受保护物种。大多数鸟塘（87%）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四分之三距离国家公园或其他保护地不足五公里。
吴飞及其同事表示，这凸显了鸟塘观鸟旅游在扶贫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双重潜力，尤其是在“生态优先与社会经济需求交汇”的地区。中国40%的鸟塘集中在云南，研究团队认为仍有相当大的扩展空间，特别是在广西、贵州、内蒙古和西藏等鸟类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需求也在不断上升。中国的观鸟爱好者数量已从2000年约600人，增至2023年的34万人。然而，正如吴飞及其同事所指出的，这一群体仍不足中国人口的0.03%，增长潜力巨大。
风险与监管
“看到中国观鸟旅游不断发展令人欣喜，这让更多人得以亲近自然、有益身心，也有望帮助游客养成更环保的行为。”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员亚历山大·利斯（Alexander Lees）说，“不过，对鸟类本身而言，其实际益处尚不明确。”
利斯警告说，投喂点的激增，可能增加疾病传播风险，或增加鸟类遭受捕食的概率。他补充道：“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项目是否能带来实质性的更大范围的栖息地保护。”
王欣苒在百花岭的研究发现，一些鸟塘经营者缺乏基本的鸟类知识，或试图驱赶普通鸟类，以便吸引更具商业价值的“明星鸟”。她还记录到一些关于鸟类行为变化的轶事，部分鸟类对人类已逐渐失去戒备。
“当前最紧迫的，是出台正式法律法规，在确保鸟类安全的同时，仍让村民保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王欣苒说。她补充道，加强培训有助于避免因缺乏认知而造成无意伤害。
吴飞认为，目前鸟塘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经营者的个人经验。他的团队正着手制定鸟塘及隐蔽点建设和运营的地方标准，并同步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对生态影响的研究。
研究人员呼吁制定国家层面的标准和伦理指南，建立正式的监管体系和鸟塘登记制度，开展系统性监测，并通过政策激励来平衡区域发展。他们警告称，如果缺乏这些措施，快速且无序的扩张，可能会破坏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进而威胁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
科研人员表示，中国鸟塘观鸟旅游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将基层层面的创新上升为一套具有明确标准和保障机制的体系。吴飞对此保持乐观态度。
“我个人对鸟塘观鸟在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方面的潜力充满信心。”他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表示。
“随着中国观鸟者数量持续增长，观鸟市场不断扩大，鸟塘经营者的收入也会逐步提高。这将进一步激励他们主动保护鸟类及其栖息地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