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气候诉讼案件大幅增加，毫无放缓迹象。据统计，目前已经审结或正在审理的案件达到1800多起，远超去年的1500起。
虽然绝大多数气候诉讼仍然来自美国，但圭亚那、南非等其他国家的诉讼案件也在逐渐增加。诉讼对象也从政府拓展到了私营企业，并在今年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案件将为推动更加进取的气候行动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尽管要让国家和企业为其排放负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被告席上的欧洲国家
今年欧洲胜诉的气候案件数量最多。4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政府的减排措施不足以保护子孙后代，侵犯了年轻一代的基本权利。作为回应，当时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推动通过了新版《国家气候法》，确定将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比之前计划的提前了五年。
法国政府两次被法院命令履行其气候承诺。今年7月，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发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命令，要求法国政府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额外措施”来实现自己的气候目标。而另外一项命令则要求其在2022年12月31日之前“修正”其超额排放。
但是，气候倡导人士并没有在所有案件中都获得胜利。布鲁塞尔的一家法院表示，比利时政府未能实现其气候目标侵犯了本国公民的权利。尽管如此，该法院拒绝向政府施加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理由是这将违反国家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
随着上述这些诉讼的结束，欧洲今年又有一些类似的案件开庭，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和波兰。
英国也有几个案件试图通过法院迫使政府采取气候行动，但都没有成功。比如，环保人士曾经尝试阻止一项大规模道路建设战略和希思罗机场扩建计划，但这两项行动最终都败诉了。
三名年轻人在另外一项诉讼中指责英国政府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该案件正在等待是否会进入全面聆讯阶段。
美国、澳大利亚数量众多
尽管在美国提起的气候诉讼数量仍然是最多的——最新统计显示有超过1300起——但其中许多案件已经遇到程序障碍。今年，著名的“朱莉安娜诉美国案”（Juliana v the United States）中的原告试图与司法部达成和解，但未能成功。在该案中，21名年轻人指责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预计明年重返法庭，继续全面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过在气候诉讼案件数量排名全球第二的澳大利亚，目前法院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裁决。在一起由森林火灾幸存者提起的诉讼中，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家法院命令该州环境保护局“制定环境质量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以确保环境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明年，学生安贾利·夏尔马（Anjali Sharma）和其他七名少年起诉新南威尔士州一座煤矿扩建的重大案件可能会迎来最终结果。而今年，联邦法院认为，环境部长苏珊∙雷（Sussan Ley）负有保护澳大利亚儿童免受气候变化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威胁的“谨慎责任”（duty of care）。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但政府对此提出了上诉。
澳大利亚以东的南太平洋小岛国瓦努阿图今年也史无前例地就气候变化和人权问题寻求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意见。
权利议题成焦点
随着气候诉讼案件越来越多地提到侵犯人权——法官也明确认可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环保人士发现了一条新的法律途径。负责解释《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欧洲人权法院接受了来自两个不同群体的诉讼申请，并对其优先进行审理。
第一起诉讼由葡萄牙的几位年轻活动家提起，他们希望法院命令欧洲33个国家采取与《巴黎协定》设立的1.5摄氏度全球温控目标保持一致的集体减排措施。第二起案件则由一群年长女性起诉瑞士政府，她们说气候变化导致的热浪加剧使自己的健康受到了威胁。
第三起诉讼是由六名气候倡议人士和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针对挪威政府提起的。欧洲法院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受理该案。原告曾试图向国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挪威停止发放新的北极海上石油钻探许可证，但该国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今年3月，环保人士尝试向欧盟法院提起一场被称为“人民气候案”（People’s Climate Case）的诉讼，但却以失败告终，理由是原告无权挑战欧盟法律。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也不同意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提交的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指责阿根廷、巴西、法国、德国和土耳其未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足够果断的行动，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这个由瑞典环保小将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领导的群体之后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递交了一份法律请愿书，敦促他宣布进入“全面气候紧急状态”。
发展中国家气候诉讼数量有所增加
尽管发达地区的气候诉讼案件仍然占绝大多数，但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诉讼也在逐年增加。
今年，加勒比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涉及气候问题的违宪诉讼案件。两名圭亚那公民以化石燃料生产破坏气候和侵犯人权为由将圭亚那政府告上法庭，希望关停埃克森美孚和其他大型石油公司经营的一个大型海上钻井项目。
除此之外，中国一家大型石油企业的厄瓜多尔分公司也被一群亚马逊原住民告上法庭。这是厄瓜多尔首个重大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不过，最终法官判决原住民败诉。
南非一项新建燃煤电站的国家计划目前也因侵犯当代人和后世子孙的权利而被诉上法庭。
私营企业成为诉讼目标
迄今为止，大多数气候诉讼针对的都是政府。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专门研究气候诉讼的助理教授乔安娜·泽茨尔（Joana Setzer）说，2021年的诉讼范围扩大到了私营部门。
今年5月，壳牌公司成为史上第一家被要求对气候变化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当时，荷兰一家法院命令壳牌公司在2030年前将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并裁定壳牌同时要对其客户的排放负责。壳牌公司正在上诉，但法院明确表示该公司应该立即开始减排行动。壳牌公司随后在11月出人意料地宣布将总部迁至英国，尽管它表示这不会影响其履行裁决。壳牌公司这次总部迁移行动让提起这一诉讼的荷兰非政府组织“荷兰地球之友”（Milieudefensie）充满信心，称这实际上“为包括未来诉讼案件在内的环保行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的一次活动上，“荷兰地球之友”辩护律师罗杰·考克斯（Roger Cox）说，他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像壳牌公司这样的成功案例。
之后的一个月，一家名叫德国环境援助（Deutsche Umwelthilfe）的非政府组织也对汽车制造商宝马和戴姆勒提起了诉讼，理由是它们拒绝提高减排目标。绿色和平（Greenpeace）德国办公室和来自“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的活动家克拉拉·梅耶尔（Clara Mayer）也在11月对大众提起了类似的诉讼。
泽茨尔说，这表明环保诉讼的关注点正逐渐从化石燃料行业扩展到其他行业，她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
其他诉讼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今年8月，澳大利亚非政府组织“环境守护者办公室”（Environmental Defenders Office）根据《消费者保护法》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桑托斯（Santos）提起诉讼，指责其并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生产的是清洁能源并逐步走向碳中和。
现在企业无论做出什么承诺，都要想想‘我们能不能兑现？’。我认为诉讼风险能够在这方面非常有效地推动行为改变。乔安娜·泽茨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诉讼研究助理教授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做出碳中和承诺，泽茨尔期待看到更多针对企业“漂绿”和失实陈述，以及未能遵守尽职调查规则的诉讼案件。她告诉中外对话：“现在企业无论做出什么承诺，都要想想‘我们能不能兑现？’。我认为诉讼风险能够在这方面非常有效地推动行为改变。”
化石燃料融资越来越受到法律关注。环境法律倡导机构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ClientEarth）正在对比利时国家银行（Belgian National Bank）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该行未遵守环境保护和人权方面的相关规定，购买了很多助长了气候危机的公司的资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针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气候诉讼。
支持化石燃料行业的国家也同样面临严格的审视。12月，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三名环保人士对英国政府及英国石油和天然气管理局提起的诉讼。原告质疑政府部门利用公共资金支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该案预计将在2022年初做出判决。
这将是几个备受期待的裁决之一。随着气候诉讼案件迅速增多，面对越来越多的被告，我们需要采用多样而富有创造性的法律策略。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