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1982年发表的小说《寻羊冒险记》带领读者走上了一段寻怪之旅，追寻一只背上有星形胎记的变种羊。随着上世纪30年代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东北，这只羊也从百年沉睡中苏醒，试图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类宿主，完成自己统治世界的大业。它首先在蒙古边境控制了一位日本科学家的心智，这位科学家正在1932年成立的伪满洲国发展畜牧项目。一年后，羊的宿主又从农业专家换成了一个战犯，这个战犯后来成了东京一个右翼黑帮的老大。
对村上而言，这只羊代表着一股潜在的邪恶力量，这股力量将1931-1945年间日本入侵中国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联系在了一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羊的确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蒙古地区的扩张历史息息相关。并且直到今天，这段历史的影响依然还在。
20世纪初，羊的确占据了内蒙古东部（当时伪满洲国的一部分）日本科学家们的大脑，这些农业专家们声称当地草原的环境条件已经恶化，需要日本帝国的介入来振兴这片土地。他们企图培育羊毛更细的杂交羊，希望这种羊毛带来的收益能够将他们眼中日渐衰落的游牧边疆转变成日本帝国固定的羊毛产区。
殖民者眼中的土地退化
1905年，随着日本帝国的势力在中国东北的南满洲铁道沿线不断扩张，日本首次在内蒙古东部遭遇了草原游牧部落，也第一次见识了他们的牧场。殖民政府的看法和先前中国管理者对这片草原的描述一样，认为这是一块荒原，那里的蒙古族牧民不过是个“垂死的种族”。此外，日方的报告还认为游牧民族过度放牧是造成土地退化的罪魁祸首。
除了“草原退化”，日本研究人员还认为内蒙古当地的牲畜也在退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方发行的农业手册都用“矮小”和“退化”来形容内蒙古的羊、牛和马。牲畜无疑是对人的隐喻：对日本专家而言，当地牲畜的退化反映的正是游牧民族这个“垂死种族”的发展轨迹。
这种说法意在为日本以科学进步为名插手“振兴”蒙古土地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但归根结底，是最大限度开采自然资源的渴望，而非环境保护，推动了日本的畜牧业改革试验。
日本科学家引入美利奴羊以及苜蓿种子，试图复制澳大利亚和北美边境的风貌。图片来源：robinxiawen
苜蓿与杂交羊
为了给内蒙古东部的畜牧业开发扫清障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的农业实验站可谓一马当先。这些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了农业潜在的提升领域，并为当地社区提供培训。20世纪初，此类农业实验站开始在中国迅速扩散，但只日本人经营的站点在科学畜牧原则的名义下迫使草原游牧民在固定的牧场上安顿下来。1913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原本属于科尔沁部的土地上建立了公主岭实验站，引入美利奴羊和苜蓿种子，试图复制理想中的澳大利亚和北美边境的风貌。
公主岭的日本专家们为帝国设计了新品种杂交羊，用当地的肥尾羊和进口的美利奴羊以及其他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美国进口的品种杂交，以增大羊的体型，提高它们的繁殖能力。随着繁殖技术的推进，每一代杂交羊都会比上一代更高、更大。专家们希望这些杂交品种会和当地的羊一样，能够抵御冬天的寒冷，但毛却比它们细3到6倍，更加柔软。这样一来，日本的羊毛贸易就无需依靠进口。1924到1936年间，日本育种者为蒙古牧民提供了3000只这样的杂交羊，之后到1945年又陆续提供了数百只。
日本侵华战争加剧了军队对羊毛的需求，杂交羊的繁育扩大到了蒙古全境。伪满政权1936年制定的五年计划提出在18年内将羊的数量从1百万只增加到1千万只。但蒙古牧民很快就发现新，毛发过细的杂交羊不仅无法抵御严寒，还不会刨开雪层找草吃。因此冬天的时候牧羊人不得不把羊圈养起来，人工喂食饲料，但草原游牧民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为了解决杂交羊的饲料供应问题，公主岭的日本农学家在草原上引入苜蓿，并将其誉为“绿色肥料”。他们称苜蓿是未来草原自给自足、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这种豆科植物能够补充土壤中的氮素，扭转土地退化，因此能够改善草原土质，有助于日后农业的发展。通过这种方法，有可能把草原改造成农田。日本经济学家希望在1941年之前能够在蒙古境内开拓7万公顷土地和4万公顷游牧草场，生产超过10万吨苜蓿。因为高产，同等种植面积的苜蓿喂养的羊群数量是野草的12倍。牧民还能把苜蓿晒干，储存起来作为冬天的饲料。这样一来，冬天就可以将羊群圈养在一个地方，而游牧民也不得不安顿下来。
为了合理管理牧场，培育杂交羊和苜蓿，五年计划还提出了一个重新安置计划，大搞归屯并户，将常驻性和季节性蒙古包整合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口中的“集团部落”。虽然“集团部落”在五年计划之前就已经存在，但1935-1938年间蒙古全境此类聚居地的数量从300个左右增长至2600个。
蒙古族游牧人口被迫定居牧场彻底改变了当地环境。日本人大量单纯种植苜蓿，然后开拓农用土地的行为也改变了草原的生态。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将常驻性和季节性蒙古包整合为“集团部落”。图片来源：ckngai123
环境遗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希望利用农业技术，把游牧民改造成牧场主和农民，他们认为游牧生产方式阻碍了国家进步以及科学和经济发展。
国营农场和牧场延续了扩大和“改进”羊群的努力。1955年，中国技术人员从苏联引进盖茨羊，利用人工受精技术培育了2万只杂交羊。日本人留下的美利奴羊的杂交工作也一直持续到今天：21世纪初，内蒙古自治区每年培育杂交羊1千万只，其中很多的血统起源都能追溯到日据时代。
2003年，中国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涉及地区不仅有内蒙古，还有甘肃、宁夏、青海等。正如地理学家叶蓓之前为中外对话撰写的一篇文章所说，这一广泛实施的项目同样将土地退化归咎于牧民和他们的牲畜，因此要求暂停放牧甚至禁牧。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包括为定居家庭提供补贴、建立牲畜棚以及种植冬季饲料等一系列举措。这些重新安置计划以保护环境的名义，把成千上万的牧民从草原迁到了城镇住宅区。
村上春树的寻羊之旅从未真正离开内蒙古的荒原。今天，内蒙古的牧民依旧面临着类似的，由草场退化、畜牧业发展以及社区安置造成的环境问题，而定居者和游牧者、中心与边疆之间的张力也从未消失。
翻译：金艳
这篇文章是中外对话环境史系列报道之一。详情请阅读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