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焦虑下，马来西亚青年将政府告上法庭

阿米拉·阿莉娅（Amira Aliya）最初是从教科书上了解到的气候变化。直到2024年8月，她才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当时，她在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州一家福利院教孩子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受虐待的贫困家庭。在那里，她深受触动。当地刚刚经历了一场季风引发的洪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难。福利院的厨房、洗衣区和公共活动区都设在室外，孩子们和照护人员很难在雨天正常使用这些设施。她说：“那家福利院的基础设施在雨季根本无法使用。”

阿莉娅说，她“把前因后果串了起来”，意识到严重洪灾带来的环境问题，与福利院青少年面临的社会困境彼此关联，都是系统性问题。

“这让我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只是保护树木和动物，也是保护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她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说。

阿莉娅曾参加过学校的环境与自然社团，并组织过厨余堆肥工作坊。每到季风季节，柔佛州就接连遭受洪涝灾害，她担心自己的努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危机。她解释说，洪灾的严重程度让她看清，气候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026年4月，阿米拉·阿莉娅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宣布对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提起诉讼。图片来源：我们的森林在哪里

今年4月，时年18岁的阿莉娅与另外五名20至30岁的青年，向吉隆坡高等法院（Kuala Lumpur High Court）申请司法审查，将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和马来西亚政府列为被申请人。

他们的口号是“我们的森林在哪里？”（Mana hutan kami），她们要求政府制止毁林并兑现多年来的承诺，确保全国森林覆盖率至少达到50%。

“我们的森林在哪里”案

这六名青年作为申请人，请求法院做出正式宣告：政府未能采取措施应对毁林，违反了四项法律及宪法原则。其中包括正当期待原则，即公众有理由期待政府兑现承诺；公共信托原则，即政府须作为受托人，为公众及后代持有和管理公共资源；另外两项是《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保障的生命权和平等权。

此外，申请人还请求法院颁布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责令政府制止毁林。

1992年，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在吉隆坡举行的里约地球峰会预备会议上发表演讲，拒绝了停止砍伐森林的要求。他表示，这会侵犯马来西亚利用本国木材资源发展经济的权利。

但为了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达成策略性平衡，马哈蒂尔承诺，马来西亚将永久保持国土森林覆盖率不低于50%。尽管这一承诺从未写入法律，但此后已被纳入多项政策与规划框架之中。

申请人称，政府已违背这一承诺。他们援引了环保智库森林监督（RimbaWatch）2026年出具的一份独立专家报告。报告通过分析森林覆盖空间数据测算，已被划定用于商业开发的林地总面积超过400万公顷，与瑞士的国土面积相当。若这些林地全部被开发，马来西亚的森林覆盖率将降至47.4%至49.6%，远低于政府2024年估计的54.6%。

政府目前将油棕种植林、用材林等这类单一树种人工种植林也纳入“森林”的定义，而“森林监督”则不将其计入。气候研究者、倡导者兼本案申请人林慧娴（Abe Lim）今年4月在接受马来西亚电台BFM 89.9采访时解释说，自然更新的森林拥有层次丰富的植被，生态系统内部也形成了历经数百年演化的复杂互动关系。相比之下，人工种植林在树种、林龄结构和生态功能等方面都较为单一。

她说：“如果我们将人工种植林与天然林混为一谈，就可能严重误导公众。”

本案申请人面临的一道障碍是诉讼资格，即依法提起诉讼、质疑行政决定或在法庭上陈述意见的资格。申请人必须直接受到相关问题的影响，或与之有直接关联，才能诉诸法院。

这一问题也曾在马来西亚其他气候诉讼中出现过。2026年4月，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裁定，两家就雪兰莪州武吉遮拉卡森林被撤销法定保护地位提起诉讼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不具备诉讼资格。法院指出，这两家组织均在该森林的保护地位被撤销后才成立，因此不可能受到这一决定的影响。

专注于可持续发展事务的律师邱家耀（Kiu Jia Yaw）现任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理事会（Malaysian Bar Council）环境与气候变化委员会（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Committee）主席，并未参与“我们的森林在哪里”一案。他认为，武吉遮拉卡案的裁决是一次倒退。他以个人身份表示：“我认为，这一裁决说明，要推动我们的法律体系进一步承认环境权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月20日，高等法院将就“我们的森林在哪里”案举行许可聆讯，裁定这些青年是否具备对政府提起诉讼的资格。

邱家耀指出，政府虽然可以以申请人不具备诉讼资格为由驳回此案，但这将与近几届政府的立场相矛盾。政府称，发展关乎全社会，因此需要听取公民社会的意见。

代际不公

申请人提出的一个核心理由是，毁林给青年及后代带来的影响构成代际不公，侵犯了宪法保障的平等权。他们在宣誓书中表示：“今天的环境退化，所产生的滞后代价，将由那些并未造成这一问题的人在未来承担。”

邱家耀告诉对话地球，代际公平已是法律界公认的一项原则。他解释，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国际法有关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书中，也见于马来西亚法律的某些领域。例如，家庭法就赋予尚未出生的孩子一定权利。

有了这些先例，邱家耀认为，申请人此次司法审查的论证思路“在策略上很有逻辑，清晰而稳健”，值得肯定。他表示，司法机关并不需要对马来西亚法律作出任何“杂技式”的牵强解释。

2026年4月，阿莉娅与律师及其他申请人合影。马来语口号“mana hutan kami”意为“我们的森林在哪里？”。图片来源：我们的森林在哪里

代际公平根植于殖民统治前的土著居民习惯法（adat）。邱家耀补充道：“在adat中，一项基本准则是，利用环境时，不能损害后代同样享用这一环境的能力。”

邱家耀认为，这与正式的成文法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起源于殖民时期，当时是为了服务于外国资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通过为自然资源定价，使其能够在伦敦的商业市场上交易。

他说：“随着我们逐步掌握本国判例法发展的主导权，这类案件也为法院提供了机会，推动法律朝着保护马来西亚利益的方向发展。”

焦虑与希望

“我看不到未来。”阿莉娅说。这种焦虑让同龄人很难想象自己将来生儿育女。

“马来西亚现在的热浪已经够严重了。想想看，10年或20年后，我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情况会变成什么样？我真的想过那样的生活吗？我真的愿意生活在那样的未来里吗？”

专家将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忧虑称为“生态焦虑”。这是一种新近受到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影响尤为突出。

阿莉娅担心，自己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所作的努力，在亿万富豪和企业造成的破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她说，这些富豪和企业“对地球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任何普通人”。“这种恐惧很危险，因为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个人气候行动）都毫无意义。”

这种无力感，正是许多年轻人产生“生态焦虑”的重要原因。气候变化引发的热浪等问题，根源于过去，超出了他们的掌控。

林慧娴在广播节目中表示，对年轻人而言，生态焦虑“是面对环境加速恶化的证据不断涌现时，一种十分理性的反应”。

生态焦虑本身可能令人难以承受，甚至让人无力行动。但研究表明，这种焦虑往往与希望紧密交织。

2022年发表于《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的一项研究指出，“气候焦虑和担忧或许有其必要性，能够提醒我们气候变化的严重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才能在认清现实的同时接纳现实与之共生，并在可能失败的情况下，依然采取气候行动”。

研究指出，这两种面向未来的情绪相互作用，能够为气候行动提供强大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希望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作出改变，从而推动他们采取行动。

对阿莉娅来说，这份希望来自于姐姐阿米拉·艾莎（Amira Aisya）竞选柔佛州议会议员的经历。姐姐当选后，成功推动州议会成立了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管理委员会。

姐姐的努力让阿莉娅意识到，采取行动“并不是只有别人才能做到，自己也可以”。

如今，阿莉娅的行动，也让许多人燃起了同样的希望。这起案件在网络上引发深受生态焦虑困扰的年轻人的共鸣。数千人在这场行动发布的社交媒体视频下留言，讲述自己在马来西亚各地目睹森林被砍伐的经历，从槟城到婆罗洲，不一而足。更多人询问如何捐款或签名支持，也有人响应他们的号召，甚至@总理，向政府发问：“我们的森林在哪里？”

“我想，这场诉讼让年轻人看到，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无力。对于自己关心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采取行动。”阿莉娅说。

她补充道：“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一切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