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文:看来中国以前指责西方的“城市病”,现在落在自己身上了。
张松:中国的“城市病”程度在某些方面更严重。以前中国的确忌讳讲城市病,毛泽东时代不希望城市发展,希望把城市人赶到农村,直到80年代还只是在讲发展小城镇,后来才发现大城市有规模效益。
不能说中国城市已染上西方城市所有的病症,但城市环境肯定比西方问题大。城市大规模开发中,只有一些人工景观和绿化,生态系统就谈不上了。但要知道,绿化景观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应该改善生态环境。
另外,就业、城市文化等问题与欧洲、美国、澳洲、日本相比都有距离。中国考虑的只是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量化的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没法量化,只能在最后考虑,甚至不考虑。想想看,大规模改造造成了多少社会网络和就业机会的丧失,这些人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又是如何艰难?城市政府将来如何应对?
除了旧城更新改造问题,中国城市规模太大、城市蔓延问题也很严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每个城市都在向外扩张。如果把工业区、村镇的用地范围都算进来,再加上沿交通线的高速公路铁路桥梁,人工的东西在生态系统中所占空间很可能达到极限了。
张传文:对于城市建设出现的败笔,该怎么总结原因?
张松:首先,政府对城市的认识出现较大偏差。比如,认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得越大越好,其实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生活是否舒适,效率是否高,环境是否优美,是否适宜人居,尤其是是否适宜不同类型的人发展。政府领导要认识到城市的本质,不要把城市做成样本房,或者做成窗口形象工程,或者像纽约等其他城市的模本。换了一任领导又有新的想法,这样做就是折腾,胡锦涛主席说的“不折腾”并没有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上。
第二,城市规划是一种居民都能参与进来的社会活动。市委书记市长好像非常重视规划,但只是偶尔听听有话语权专家的意见,民众的意见基本没有渠道反映到规划中。这还缺少法律支撑、缺少公众参与程序,也缺少专业的思想理念。城市规划设计变成领导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规划师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也迷失了方向,专业知识和理想都丢弃了,变成了画图工具。
第三,不能把城市土地仅看成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源。土地还有生态环境,城市景观的英文词landscape,本身就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是老城,它还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如果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得很好,那它还是一个社会网络良好的社区。如果把土地当成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就会丧失很多潜在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如果一块地因历史文化或自然风光或公众利益,需要保护避免开发,政府会出钱把这块地买下来,美国的国家公园以及很多西方历史建筑保护都是这么做的。城市是长期形成的,凝聚了几代人心血和智慧,还是大众利益诉求的综合结晶。谁有钱谁有权就按谁的想法进行改变,是非常片面和非常草率的行为。
张传文:如何让中国的城市觉醒,西方在城市改造建设的问题上又是如何觉醒的?
张松:我们所说的这些,相信多数领导者、开发商都知道。但为了任期政绩和局部利益,领导者仍要延续这种改造开发模式,城市也就完了。中国城市的未来,需要市民觉醒而不只是少数官员的觉醒,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反映在城市问题上,就是要改变错误理念和错误方式,现在到了停止粗野的开发改造模式的时候了。
在纽约现代艺术馆,我看到美国人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环境污染照片,那样的情景中国每个城市恐怕都有。那时候西方就开始出现轰轰烈烈的民众环保运动,逐渐推广到老城的保护运动,成为西方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问题不可怕,但首先要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彻底反思认真对待。
张传文:或许是因为对城市规划的无知,才导致了城市建设的败笔,导致了城市被摧残。而我们却懵懵懂懂?
张松:老百姓缺乏相关城市规划的知识,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出国去看,而媒体把城市规划看成政府的行为,总是在讲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事实上城市不需要这样简单频繁的变貌,或者说是不需要表面上的变貌。
欧洲的城市一百年都没有变化,但城市内部和城市地下的设施现代化了,更节能更环保更舒适了。他们的新区建设也在追求符合人的尺度,尽可能做成步行区,减少车辆出行减少能耗减少排放,追求差异性,还有庭院绿化等。中国的口号虽然也在讲以人为本,但一做就出现偏差。
城市宜居的标准,最主要的就是人的尺度。中国城市规划最大的问题就是道路问题,马路太宽,路网密度太低。现在的上海陆家嘴地区,道路尺度过大,大体量的建筑让人感觉还是零零散散,空间非常混乱无序,生活出行又非常不便!
中国把城市规划讲得好像很深奥、很玄乎,在国外,老头、老太、小学生都可以谈,社区的人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规划。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城市规划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参与进来,中国民众的能力和意识现在也不差。如果真是缺乏能力和意识,政府和专业人士有责任开辟相关渠道,提高民众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准。
世博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点了题,要破解这道题还需务实的城市规划建设。
本文2010年5月9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经中外对话编辑修改。
张松,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设计与历史保护方向博士学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
张传文,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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